那天晚上，拿着学生证来看《白夜逃亡》的学生，有二十七个。他们交了钱，拿了票，走进放映厅时，脸上还带着一种“胜利”的表情——仿佛他们真的争取到了什么。
王汉彰站在影院大厅里，看着他们兴冲冲的背影，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有轻蔑，有无奈，还有一丝......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羡慕。羡慕他们还年轻，还相信着什么，还敢为了几毛钱的差价据理力争。
而他呢？他已经老了——不是年龄，是心。他的心在泥泞里泡了太久，早就硬了，冷了，算计成了本能。
放映厅的门关上。电影开始了。
王汉彰没有进去看。他已经看过很多遍，每一个镜头都记得。瓦莲京娜脱衣服时的颤抖，她与特工周旋时的伪装，最后杀人时的决绝，还有站在晨光里那滴泪。
那不是艺术，那是生存。
四十一分钟，放映厅里死一般的寂静。隔着门，王汉彰什么也听不见，但他能想象里面的场景——二十七个年轻的学生，坐在黑暗里，看着银幕上那个白俄女人用身体和尊严换取复仇的机会。他们会想什么？会兴奋？会羞愧？会震撼？还是......会明白些什么？
王汉彰不知道。
他走到二楼办公室，点了一支烟。窗外，天津卫的夜生活达到高潮。卖馄饨的挑子敲着竹梆，妓院的红灯笼在风中摇晃，赌场里传出吆喝声，黄包车夫拉着客人在巷子里穿梭。这一切那么真实，那么鲜活，那么......脆弱。
《塘沽协定》签了，冀东成了“非武装区”，日本人的势力正在渗透。国民政府忙着剿共，对华北几乎放任不管。英法租界还能维持多久？他王汉彰还能在这夹缝中生存多久？
他不知道。
烟燃到尽头，烫到了手指。王汉彰把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动静。电影结束了。
王汉彰走到楼梯口，往下看。放映厅的门开了，学生们陆陆续续走出来。
和进去时不同，此刻的他们异常沉默。没有人说话，没有人交谈，甚至没有人对视。他们低着头，脚步匆匆，像做了亏心事一样，快步穿过大厅，推开影院的门，消失在夜色里。
那个戴眼镜的男生走在最后。他脸色苍白，眼镜滑到了鼻尖，他都忘了推回去。走到门口时，他回头看了一眼——不知道是看影院，还是看站在楼梯上的王汉彰。那眼神很复杂，有震撼，有羞愧，有迷茫，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
然后，他也走了。
高森走到王汉彰身边，小声说：“彰哥，这帮学生......看完之后，不会去告发咱们吧？”
王汉彰摇摇头：“谁他妈敢去告发，就按照学生证上登记的地址去找他们算账去！再说了，我看这帮小子就是来过瘾的，有了第一次，还得有第二次……”
他猜对了。那二十七个学生，不但没有去告发，反而在却在学生圈子里大肆传播这部《白夜逃亡》有多好看，多刺激！
接下来的几天，关于这部电影的细节越传越神。有人说那是“艺术”，有人说那是“堕落”，有人说那是“人性的真实”。争论不休，但来看的人越来越多。
有时候一场能有四五十人，虽然半价，票房收入也有一百多大洋。加上《民族生存》的火爆——那片子一天五场，场场爆满——天宝楼影院这半个多月，赚得盆满钵满。
王汉彰和强森坐在办公室里算账时，都有些不敢相信。
“王先生，”强森兴奋地说，手里拿着账本，蓝色的眼睛里闪着光，“《白夜逃亡》的全部投资已经全部收回，之后全是净赚！而且，上海那边我已经谈好了，两千五百美元，买断上海发行权。钱已经汇过来了！”
两千五百美元，合五千多大洋。王汉彰点点头，心里却没有太多喜悦。钱是赚到了，但风险也更大了。树大招风，天宝楼现在太显眼，迟早会惹来麻烦。
“强森，”王汉彰说，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咱们得准备下一部片子了。不能只靠《白夜逃亡》一部。”
“我已经在想剧本了！”强森眼睛更亮了，“现在中国的抗日情绪这么高涨，咱们可以拍一部抗日题材的！就从日租界的日本妓院里找几个日本妓女当主角，绝对卖座！”
王汉彰沉吟着。这主意听起来可行，但操作起来风险极大。在日租界找日本妓女拍抗日电影？日本特务机关是吃干饭的吗？茂川秀和那帮人能坐视不管？
“这事儿得从长计议。”王汉彰说，“你跟陈墨轩先写个剧本大纲我看看。记住，要隐蔽，不能让人知道是咱们拍的。”
“明白！”强森兴冲冲地走了。
办公室里又只剩下王汉彰一个人。他走到窗前，望着楼下的街道。傍晚时分，华灯初上，天津卫又开始了一天的夜生活。电车叮当驶过，黄包车在人群中穿梭，卖夜宵的小贩支起了摊子，油锅里炸果子的香气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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