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师爷，”张丙燮又转向师爷道：
“带着刑房的人，把涉及东山土匪的所有卷宗再梳理一遍。尤其是涉及‘草上飞’的，苦主是谁，失物几何，一一列明。等剿匪结束，章会办那边缴获登记时，我们要能拿出对应的单子。把这些积案都平了。”
王师爷捻须，胡须在手指间滑过：“东翁是担心……财货账对不上？”
“不是担心，是必然对不上。”
张丙燮淡淡道，声音里没有一丝波澜，像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苦主乱报的，财货已经处理掉的，这些都很正常。我们要做的，是在对不上的账里，找出我们能对上的部分，堵住部分苦主的嘴，把案子销了。”
王师爷懂了。这是要在浑水里，挑出几条自己能吃的鱼来。
“还有，”张丙燮补充，手指在桌面上画了个圈，又在圈中间点了一下：
“给各乡保长发谕帖：近日东山匪患猖獗，百姓勿要进山。若有闲杂人等流窜，县衙以疑匪处置。措辞要严厉，避免另生麻烦事端。”
“是。”二人答应着退出。
赵顺和师爷二人退下后，白水知县张丙燮又独自坐了很久，琢磨着有什么不妥当之处。
窗外的日头渐渐升高，光线斜射进来，照在墙上的对联上。“当留下儿孙地步”几个字，在光里显得格外刺眼，像有人用刀刻上去的。
他蓦然忆起光绪二十四年，自己刚中进士，于京中等候铨选之际，前往拜谒座师。
座师是刑部老郎中，须发皆白，说话慢吞吞的，像含着一口水。说了句话：
“丙燮啊，做地方官，最难的不是断案，不是催科，是在‘规矩’和‘实事’之间走钢丝。太讲规矩，一事无成；太讲实事，万劫不复。这个分寸，你得自己揣摩。”
如今十七年过去，他仍在揣摩这个分寸。
剿灭“草上飞”这件事上，章宗义就是“实事”的代表——讲不讲规矩另说，但肯定是要结果。
而自己，就必须做那个拉住风筝线的人，让事情办得了，但又不至于断线失控。
他端起茶杯，发现手在微微颤抖。
不是怕，是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怎么都甩不掉的疲惫。这种累不是身体的疲倦，是心力的透支。
越来越重的捐税、日益恶化的乡情、活动猖獗的土匪，还好，自己地盘上没有会党的活动。
交农事件中，富平的知县李佳绩就是过不来那个坎，突发疾病死了，同僚都说是吓死的，大清国这个官也不好当呀。
每一个决策都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可能的后果，稍有不慎，就是满盘皆输啊。
窗外传来孩童的嬉笑声，大概是衙役家的小孩在院里玩耍。那笑声清脆、无忌，像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张丙燮闭上了眼，想着那即将发生的厮杀声，盘算着怎么将血凝作墨，将厮杀化作公文，将条条人命缩成功过簿上的几行墨痕。
他狠狠摇了摇头，把笑声和公文摇混，混成一盆搅拌均匀的疙瘩汤。
大清国最后的时光里，无数个这样的清晨正在展开。
每一个清晨里，都有人在计算、在权衡、在钢丝上摇晃着前进。
他们未必知道时代将驶向何方，但他们知道，自己必须在这一天活下去——并且活得不那么难看。
张丙燮睁开眼，铺开一张素笺，提起笔。
他得给知府李翰墨大人写份详禀，汇报今日与章宗义的会面，表明县衙已全力配合，同时委婉暗示行动的潜在风险，为自己预留后路。
墨在砚台里洇开，黑得似凝滞的夜。笔尖落下时，他忽然想起章宗义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
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他熟悉又陌生的东西——一种决然彻底的狠劲。那是乱世里，要生存下去，并控制局面的自信。
而他，还抱着那个锔过的茶杯，试图在裂痕间，锔满规矩的铜钉。
笔尖移动，工整的馆阁体在纸上蔓延开来，一笔一画，端端正正：
“敬禀者：同州府团练总局会办章宗义奉宪台札谕，来县商办剿匪事宜。职已遵谕妥为接洽，并饬拨衙役、民夫、粮草等项，全力配合……”
窗外的老槐树上，一只乌鸦忽然叫了一声，嘶哑难听，像破锣被敲了一下。
张丙燮的手顿了顿，一滴墨在“剿”字上晕开，像一滴黑血。
这一次的剿匪，章宗义带来了一百多个团练常备队的队员，临时行营就设在白水城西的关帝庙里。
庙是前明所建，青砖灰瓦，飞檐翘角，经过修葺扩建，前殿供奉关圣帝君，关公的塑像端坐在那里，丹凤眼微眯，青龙偃月刀立在身侧。
后殿和两侧厢房改成了队员的营房和议事处，墙上还挂着“忠义千秋”的匾额，漆色已经剥落了大半。
章宗义站在大殿前的石阶上，看着院子里正在操练的队员。
一百多名队员分作四队，练习劈砍、持枪瞄准、装填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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