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铭从孙镇长的办公室出来，关上门的那一刻，门外走廊的喧嚣似乎才重新涌入耳朵。他手里捏着那份薄薄的、却签着孙镇长名字的方案，纸张的边缘被他捏得有些潮湿。
孙镇长最后那句“老子顶着”，像一团滚烫的火，至今还在他胸腔里烧着。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句话，这是一个在体制内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老干部，押上自己全部声誉和安稳晚年的承诺。
他没有立刻回自己办公室，而是走到了走廊尽头的窗边。窗户的玻璃上蒙着一层薄灰，他伸出手指，在上面无意识地划着。窗外，镇政府小院里的那棵老槐树，枝叶繁茂，阳光透过缝隙洒下斑驳的光点。
他兜里的那盒“中华”烟，硬邦邦地硌着大腿。他掏出来，抽出一根叼在嘴里，却没点燃。这烟，比他平时抽的五块钱一包的红梅要冲，光是闻着那股烟草的醇香，就让他有些晕眩。这晕眩里，有计划得逞的兴奋，更有前路未卜的巨大压力。
孙镇长是被他的那套“炸堤坝”的理论给说服了，那是一种破釜沉舟的豪情。但豪情过后，终将面对现实。三十万，对于青云镇的财政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这笔钱花出去，如果只是听个响，那他和孙镇长都会成为全县的笑话。
他必须给孙镇长，也给自己，一个更坚实的理由。一个超越了“兵行险着”的，足以支撑他们顶住未来所有压力的，坚不可摧的理由。
他在窗边站了很久，直到嘴里那根没点燃的烟被口水浸得发软，他才转身，重新敲响了孙镇长的办公室门。
“又怎么了？”孙镇长正拿着一份文件看得头大，见沈铭去而复返，语气里有些不耐烦，但眼神里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他显然也还没从刚才那个疯狂的决定中完全缓过劲来。
“镇长，关于钱的事，我想再跟您汇报一下，让您心里有个底。”沈铭没有坐下，而是从自己随身带来的公文包里，抽出了另外几张纸。
这几张纸，与刚才那份充满煽动性的“凤凰计划”不同，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数字和图表，全是他昨晚熬夜整理出来的。
“你看你这小子，我都签字了，你还怕我反悔不成？”孙镇长嘴上这么说，身体却很诚实地放下了手里的文件，戴上了老花镜。
“我不是怕您反悔，”沈铭将第一张纸递了过去，“我是想让您知道，我们花的这笔钱，不是赌博，而是投资。是青云镇目前最划算，也是回报率最高的一笔投资。”
孙镇长接过那张纸。纸上是一个简单的柱状图，标题是《近五年来青云镇30-40岁常住人口流失统计》。
“镇长您看，五年时间，我们镇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净流失了三百二十七户。我做过抽样调查，其中有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家庭，给出的首要离镇原因，是‘为了孩子上学’。”
沈铭的手指点在那个不断下滑的柱状图上，声音沉稳而清晰：“三百多户，就是三百多个壮劳力，就是上千人的消费力。他们走了，带走的不仅仅是孩子，更是我们青云镇的未来。文旅项目搞起来了，谁来当服务员？谁来开饭馆？谁来当导游？难道全靠外聘吗？那我们本地的百姓，不就真成了给外地人看家护院的了吗？”
孙镇长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沈铭说的这些，他有感觉，但从没像今天这样，被一个赤裸裸的数字如此清晰地摆在面前。这感觉，就像身体一直有点不舒服，却总觉得是小毛病，直到一张诊断书拍在脸上，告诉你病情已经很严重了。
沈铭又递上第二张纸。“这是我做的另一个测算。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初中，九年时间。如果我们能把教育搞好，留住一个家庭。按照我们镇目前的平均收入水平，这个家庭九年内在本镇产生的消费，以及为本地经济创造的价值，最低估算在二十万元以上。”
“我们花三十万年薪请一个老师，哪怕他第一年只能影响十个原本要走的学生家庭，让他们选择留下来。从经济账上算，我们当年就回本了二百万。这还不算这些家庭未来十年、二十年能为青云镇带来的持续贡献。更不用说，一个优秀教师能带出一批优秀的学生，这些学生里，哪怕只有一个成才后愿意回报家乡，给我们带来的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
“镇长，我们以前总觉得，修一条路，建一个厂，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但现在看来，留住人，培养人，才是最根本的。路修得再好，没人走，有什么用？厂建得再大，没工人，就是一堆废铁。教育，就是我们青云镇的‘地基’。地基不牢，我们现在搞的文旅项目，就是沙滩上盖楼，看着好看，风一吹就倒。”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孙镇长粗重的呼吸声。他摘下老花镜，揉了揉发胀的眉心。沈铭的这番话，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青云镇积弊已久的病灶。
他之前同意，更多的是被沈铭的胆气和那股不服输的劲头所感染，带着一种“豁出去了”的悲壮。但现在，听完这笔账，他心里的那点悲壮和不安，正在慢慢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和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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