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平。
这个名字，像一声沉闷的钟鸣，在苏晨的脑海里反复回荡，震得他耳膜嗡嗡作响。
屋子里很静，静得能听见水壶里残余的热水正在慢慢变凉，发出细微的噼啪声。墙上那幅“天下为公”的字，在昏黄的灯光下，笔锋间的力道显得格外萧瑟。
怎么会是他？
苏晨的思维有些凝滞。在他的认知里，在父亲那本用生命写就的笔记里，陈海平是“学院派”的领袖，是“秩序之蓝”的化身。他们或许迂腐，或许爱惜羽毛，但他们的底色，应该是干净的。
父亲与陈海平，一个是“正气之白”，一个是“秩序之蓝”，虽然行事风格迥异，但理论上，他们应该是天然的盟友，共同的敌人是那些“扩张之橙”和更深处的污浊之黑。
可现在，张敬安却告诉他，当年，第一个站出来，给父亲那颗滚烫的雄心浇上一盆冰水的，恰恰是这位“秩序”的代表。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派系斗争了。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理念上的决裂，是一种理想主义者内部最残酷的割席。
苏晨没有说话，他只是端起那杯已经凉透的茶，喝了一口。苦涩的茶水顺着喉咙滑下去，像一条冰冷的线，让他混乱的思绪稍稍镇定了一些。
张敬安看着他，那双重新燃起火焰的眼睛里，此刻却倒映出深不见底的疲惫与悲哀。他知道，这个年轻人正在经历他当年经历过一次的、信仰崩塌的瞬间。
“很意外，是吗？”张敬安的声音沙哑，“当年，你父亲比你更意外。”
他靠在椅背上，目光投向窗外那片被楼房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天空，仿佛透过这二十年的光阴，看到了那个改变了所有人命运的下午。
“那不是一次正式的会议。”张敬安的回忆，像一台老旧的放映机，画面带着雪花点，声音也断断续续，“就是一个小范围的通气会，在你父亲办公室隔壁那间空着的小会议室里。”
“人不多，一只手就能数过来。你父亲，我，还有两个当时刑侦支队里绝对信得过的老伙计。最后一个到的，就是陈海平。”
张敬安顿了顿，端起茶缸喝了一大口，滚烫的茶水似乎也无法温暖他回忆里的寒意。
“你父亲当时很兴奋，非常兴奋。我跟他搭档那么多年，从没见他那个样子。他的眼睛里有光，那种光，能把人点着。他把‘清源计划’的初稿摊在桌上，那不是一份文件，那是一团火。他跟我们讲，如何‘断血’，切断那些蛀虫的营养供给；如何‘清源’，从最基层的地方，把那些被污染的土壤一块块换掉。”
“他说，我们不能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抓一个王振华，还会有李振华。我们要做的，是改变整个南州的生态，让这些毒草自己枯死。”
苏晨能想象到那个画面。父亲那股纯粹的“正气之白”，在那个小小的会议室里，一定耀眼得让人无法直视。
“我们几个，都听得热血沸腾。”张敬安的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弧度，“感觉自己不是在开会，是在参加一场革命的誓师。我们甚至已经开始讨论，应该先从哪个乡镇的征地案入手，才能打响第一枪。”
“只有陈海平，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
“他只是静静地听着，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桌面，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你父亲讲完，所有人都看着他，等他表态。毕竟，他是‘学院派’的旗帜，只要他点头，这个计划就有了最正统的理论支持和上层路线。”
“所有人都以为他会点头。”
张敬安闭上眼睛，仿佛不愿再看那记忆中的一幕。
“可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建国，我反对。’”
“不是‘我觉得不妥’，也不是‘我们再商量一下’。就是最直接、最坚决的三个字——我反对。”
苏晨的心，跟着这三个字，猛地沉了下去。
“你父亲当时就愣住了，他问为什么。”张敬an睁开眼，模仿着陈海平当年的语气，平静，理智，却又带着一种不容置辩的冰冷。
“陈海平说：‘第一，程序不对。你这个计划，绕开了市委，绕开了纪委，甚至绕开了政法委。你想用一个秘密的专案组，去执行一场针对整个南州官场的清洗。建国，你这是在用一种不合规矩的手段，去追求你心中的规矩。这本身，就是对规矩最大的破坏。’”
“‘第二，后果失控。你把这个计划比作外科手术，但你考虑过手术的并发症吗？你切断了本土派的资金链，南州至少三分之一的在建工程会立刻停摆，会牵扯出多少银行坏账和工人失业问题？你从基层掀起调查风暴，造成人人自危，整个行政体系会瞬间陷入瘫痪。为了清除几个坏人，让整个城市停转，这个代价，谁来承担？’”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张敬安的声音压得更低，“陈海平看着你父亲的眼睛，说：‘建国，你高估了人性的善，也低估了体制的惯性。你以为你是在清扫垃圾，但你这种激进的做法，会把所有不想被改变的人，不管是好人、坏人，还是不好不坏的普通人，全都逼到你的对立面去。你不是在治病，你是在逼着整个身体，产生排异反应，把你这个‘异物’，彻底清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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