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从逼仄的红旗老街驶出，像一条游鱼钻出了浑浊的河道，汇入了城市宽阔的柏油马路。
窗外的景象迅速变换。低矮破败的筒子楼被一幢幢崭新的、玻璃幕墙在晨光下闪闪发光的摩天大楼所取代。空气里那股混杂着煤烟与生活气息的复杂味道，也渐渐被稀释，变得单薄而洁净。
苏晨靠在后座，看着这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心中没有半分波澜。
从刘福山那间被恐惧和绝望填满的陋室，到孙卫民即将出现的、用金钱堆砌的静安花园。这中间的距离，隔着十五年的时光，也隔着无数被碾碎的良心和被掩埋的罪恶。
刘福山的“愧疚”是廉价的。那是在绝对的恐惧之下，为了自保而挤出的一丝人性残渣，像壁虎在危急关头断掉的尾巴，是为了让主体能够逃生。
而孙卫民呢？
作为当年的副院长，作为每一份罪恶转院单的亲笔签批者，他的“愧疚”，又会是什么模样？苏晨对此，竟有几分冷酷的期待。
出租车缓缓驶入静安花园。
这里的空气仿佛都比外面更清新一些。道路两旁是修剪得一丝不苟的草坪和叫不出名字的珍贵树木。一栋栋风格各异的独栋别墅，隔着恰到好处的距离，沉默地伫立在各自的庭院里，像一个个互不往来的富裕孤岛。
没有喧嚣，没有人声，只有偶尔驶过的豪车，无声地滑过路面。
一种昂贵而又冰冷的寂静，笼罩着这里。
苏晨在孙卫民的别墅前下了车。那是一栋三层的欧式别墅，米白色的外墙，门前有一个小小的喷泉。一切看起来都光鲜亮丽，但苏晨却敏锐地察觉到一丝不协调。
花园里的名贵花卉，有几株已经枯萎，却无人打理。二楼和三楼所有的窗户，都拉着厚厚的窗帘，将晨光严严实实地挡在外面，仿佛屋内的主人，在畏惧着阳光。
苏晨整理了一下衣领，按响了门铃。
清脆的铃声在寂静的空气里回荡，显得格外突兀。
他耐心地等待着，没有再按第二次。
过了许久，可视门铃的屏幕亮起，一个中年女人的脸出现在屏幕上，眼神里充满了警惕和审视。
“你找谁？”
“您好，请问是孙卫民老师家吗？”苏晨的声音温和有礼，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微笑，“我们是市卫健委的，想对退休的老专家做一次健康情况回访。”
这个理由无懈可击。
门后的女人显然犹豫了。她通过摄像头，将苏晨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这个年轻人看起来太年轻了，但气质沉稳，衣着得体，不像坏人。
“你们……有什么事？”
“就是常规回访，了解一下老专家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传达一下组织的关怀。”苏晨说着，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工作证，对着摄像头晃了晃。
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足以应对绝大多数的盘问。
又是长久的沉默。
最终，大门发出一声轻微的电子解锁声，缓缓开了一道缝。
开门的是刚才那个中年女人，应该是孙卫民的女儿或者儿媳。她身上穿着质地很好的家居服，但眉宇间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忧虑。
“我爸他……身体不太好，不方便见客。”她堵在门口，没有让开的意思。
“我们不打扰太久，就问几个问题。”苏晨的笑容依旧和煦，“这也是我们的工作，还请您理解。”
女人看着苏晨那双清澈而又坚持的眼睛，最终还是叹了口气，侧身让开了路。
“那……请进吧。轻一点，他刚睡下。”
苏晨走进别墅。玄关的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客厅里摆着一套巨大的真皮沙发和红木家具，墙上挂着不知名的油画。一切都昂贵而考究，却缺少一种家的温暖，像一个布置精美的样板间，冰冷而空旷。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坐在客厅落地窗前的摇椅上，身上盖着一张薄毯，背对着门口，似乎已经睡着了。
他就是孙卫民。
苏晨的目光落在他身上，瞳孔深处，那片无形的“气运视野”已然展开。
一股远比刘福山身上浓重得多的复杂气运，将孙卫民整个人包裹得严严实实。
那代表着“恐惧”的黑色气运，像一团粘稠的石油，在他头顶缓缓旋转，却不像刘福山那样狂乱外放，而是被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死死地压制着，内敛而深沉。
而另一股力量，则是苏晨此行的目标——“愧疚”。
那不是刘福山身上那种灰白色的、若有若无的气息。孙卫民身上的“愧疚”，是一种深灰色的、几乎凝成实质的胶状物，它像附骨之疽，紧紧地、一层层地缠绕在孙卫民的灵魂上。它已经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恐惧与愧疚，两种气运在他身上疯狂地纠缠、撕扯、融合，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茧，将他与整个世界隔绝开来。
“爸，卫健委的同志来看您了。”女人走过去，轻声唤道。
摇椅上的老人身体微微一动，缓缓转过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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