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内，慈恩寺的钟声突然变得急促而杂乱。往日里香火缭绕的寺庙前，一队秦军士兵正荷枪实弹地守着山门，寺内的僧侣们被集中在大雄宝殿前，个个面色惶恐，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
“陛下有令，所有僧人，三日之内收拾行装，随使团前往印度传法。”为首的校尉声音冰冷，将一份圣旨扔在方丈面前，“愿意去的，朝廷供给盘缠，赏赐土地；不愿去的，按抗旨论处，寺产充公，人入苦役营。”
方丈捡起圣旨，双手颤抖。慈恩寺是长安有名的古刹，历代高僧辈出，香火鼎盛。可如今，一道圣旨就要将全寺僧人赶往万里之外的异域，这哪里是传法，分明是流放。
“大人，我等一心向佛，只想在长安修行，还请大人回禀陛下，收回成命……”方丈苦苦哀求，额头抵着冰冷的地面。
校尉冷哼一声，一脚将旁边的香炉踹翻，香灰撒了一地：“陛下说了，佛渡众生，难道只渡中原人，不渡印度人？印度那边佛法昌盛，正好让你们去‘交流’，怎么，怕了？”
他的话里带着明显的威胁。所有人都知道，陛下对佛门算不上待见，尤其是那些坐拥大量土地、不交赋税、还时常煽动百姓的寺庙，更是眼中钉。这次让僧人去印度，名为传法，实则是釜底抽薪——既消耗佛门势力，又能用他们去对抗印度本土的宗教，可谓一举两得。
消息传开，长安的佛门震动。有的寺庙选择顺从，开始收拾经卷法器；有的寺庙试图反抗，藏匿僧人，结果被秦军抄家，住持被当众斩首，杀鸡儆猴。短短三日，长安及周边的上千名僧人被集中起来，装上了前往印度的船队。
这些僧人里，有年逾古稀的高僧，也有刚剃度的沙弥。他们穿着统一的僧袍，背着简单的行囊，站在码头边，望着越来越远的长安城楼，不少人忍不住落泪。他们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异国的香火，还是未知的凶险。
与佛门的被迫迁徙不同，道教的传道之旅，更像是一场“利诱”。
终南山深处，楼观台的道士们正围着一张告示议论纷纷。告示是朝廷贴的，上面写着：凡愿前往西域、欧洲传法者，赏黄金百两，赐“国师”称号，可携带弟子、法器，沿途官府全力配合；若能让异族人信道者过万，再加封爵位，子孙世袭。
“西域？欧洲？那是什么地方？”一个年轻道士挠着头，满脸好奇。
观主是个白须老道，捻着胡须沉吟道：“听说在万里之外，有金发碧眼的蛮夷，不信三清，只信什么‘上帝’，杀戮成性。朝廷让我们去传道，怕是没那么简单。”
“可黄金百两，还有爵位……”另一个道士眼睛发亮，“咱们在山里清修，一辈子也见不到这么多钱。要是能得个爵位，子孙后代都能享福。”
道士们大多是闲云野鹤，不重名利，却也架不住朝廷的“糖衣炮弹”。更让他们心动的是告示里的一句话：“西域有不死药草，欧洲有长生泉，得之可增寿数。”
这话半真半假，却是李砚的“攻心之术”。他知道道士们痴迷炼丹修仙，用“长生”诱惑，比什么都管用。果然，不少道士被说动，开始收拾丹炉、法器，准备踏上西行之路。
楼观台的观主最终也动了心。他年轻时曾云游四方，见过太多战乱疾苦，觉得若能将道家的“清静无为”传到异域，或许能减少些杀戮。于是，他带着五十名弟子，加入了传道的队伍。
相比佛道两家的“被动”，李砚扶持的“神庙”势力，则主动得多。
这些神庙的祭司，大多是萨满出身，熟悉草原和西域的习俗，信奉“天可汗”（李砚给自己加上的尊号），将李砚视为神的化身。他们不需要强迫，也不需要利诱，只要李砚一声令下，便会带着法器和图腾，前往任何地方。
“告诉那些蛮夷，天可汗是唯一的真神，顺从者得福，反抗者遭灾。”祭司们在草原上宣讲时，总会举起刻有李砚头像的图腾柱，声音洪亮，“看看大秦的铁骑，看看会喷火的铁管子，这都是天可汗的恩赐！”
这些祭司的传教方式简单粗暴，却异常有效。在西域和草原，不少部落本就信奉萨满，看到祭司们能“沟通天可汗”，带来粮食和武器，很快就放弃了原来的信仰，转而供奉起李砚的图腾。
三路传道队伍，如同三支无形的军队，随着秦军的脚步，向印度、西域、欧洲蔓延开去，一场没有硝烟的“信仰战争”，就此打响。
印度的恒河流域，佛门的“战场”最先铺开。
长安来的僧人抵达后，赵勇给他们划了一块土地，让他们修建寺庙，传经说法。这些僧人很快发现，印度人对佛教并不陌生——这里本就是佛教的发源地之一，只是后来被印度教取代，信徒不多。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他们沿用了中原的旧称）来的，带来了佛陀的真经。”一个高僧在恒河边讲经时，用刚学会的梵语说道，“佛陀说，众生平等，没有种姓之分，只要向善，皆可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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