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晨雾还未散尽，城南的兴善寺已被秦军围得水泄不通。寺门紧闭，里面传来僧侣们慌乱的诵经声，却掩盖不住兵刃碰撞的脆响——那是寺内护院僧与翻墙而入的秦军在厮杀。
“陛下有令，兴善寺私藏兵器、囤积土地、放高利贷盘剥百姓，今日起查封寺产，所有僧人一律押往西域，违令者，格杀勿论！”校尉的吼声穿透晨雾，震得寺内的铜铃嗡嗡作响。
这已是李砚整治佛道两家的第三日。前两日，长安的白马寺、荐福寺等大刹已被一一清查，从寺内搜出的土地契约堆满了半间屋子，粮仓里的存粮足够全城百姓吃半年，甚至还找到了数箱银锭和借据——上面的利息高得吓人，有的借一石粮，一年后要还五石，分明是逼得人倾家荡产的勾当。
“这些秃驴，真是把寺庙当成了敛财的窝点！”校尉看着那些借据，气得脸色铁青。他出身贫寒，幼时父亲就因借了寺庙的高利贷，被逼得卖了妹妹，至今杳无音信。此刻见了这些罪证，只觉得一股怒火直冲头顶。
秦军的攻势迅猛而坚决。护院僧的戒刀根本挡不住火枪和长矛，很快就被击溃。大雄宝殿内，主持正抱着一尊纯金佛像想要藏匿，被秦军士兵一把揪了出来，佛像“哐当”一声摔在地上，露出里面填充的沙土——竟是座镀金的假佛。
“搜！一间屋子都别放过！”校尉下令。
士兵们翻箱倒柜，从佛像底座里找出了账本，从地窖里挖出了银窖，甚至在僧侣的禅房里搜出了女子的衣物和首饰。这些平日里满口“慈悲为怀”的和尚，背地里做的竟是如此龌龊之事。
消息传到市井，百姓们炸开了锅。
“怪不得我家那口子借了兴善寺的钱，利滚利还不清，原来是这些和尚在搞鬼！”一个妇人抹着眼泪，声音里满是愤恨。
“我家的地被白马寺强占了，告官都没用，现在可算好了！”一个老农跺着脚，又哭又笑。
李砚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早就派人暗中调查，得知中原的佛道寺庙，尤其是佛门，早已背离了修行的初衷。他们借着“功德”的名义，兼并土地、放高利贷、甚至勾结贪官污吏，成了盘踞在中原大地上的毒瘤。这些寺庙不仅不事生产，还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僧侣、佃户），严重影响了帝国的财政和人口增长。
“所谓的‘高僧’，十之八九是只会空谈的骗子；所谓的‘古刹’，十之八九是藏污纳垢的巢穴。”李砚在朝会上对大臣们说，“朕不是要灭佛灭道，而是要让他们回到该有的样子——要么潜心修行，要么服务百姓，想借着宗教作威作福，朕绝不允许！”
整治行动迅速推向全国。
在洛阳，最大的佛寺“永宁寺”被查出私藏兵器三千多件，住持竟是前隋的残余势力，妄图复辟。秦军当即炮轰寺庙，将住持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寺产全部充公，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
在江南，道观“玄妙观”因勾结盐商走私，被秦军查封。观主平日里自称“仙长”，实则用丹药（含重金属）骗取富商钱财，害死人命无数。最终，观主被当众处斩，丹药全部销毁，道观改为惠民药局，由官府掌管。
在成都，一座寺庙因隐瞒田产、抗拒缴税，被秦军强制拆除。从寺内挖出的金银，足够支付当地三年的赋税。百姓们自发赶来帮忙拆庙，将拆下的木料运去修建学堂。
这场“扫黑除恶”式的整治，手段之强硬，范围之广泛，前所未有。佛道两家的势力遭到重创，大量寺庙、道观被查封，土地被没收，财产充公，那些作恶多端的僧侣、道士被处死或流放，剩下的则被严格登记，纳入朝廷的管理体系。
“以后，所有寺庙、道观，都要向官府登记，田产不得超过百亩，不得放高利贷，不得私藏兵器。”李砚颁布的《宗教管理令》里明确规定，“僧侣、道士必须参加劳动，寺庙的收益要用于慈善，接受官府监督，违者严惩不贷。”
为了彻底清除毒瘤，李砚还下令，将那些有一定声望、却无恶行的“道德高士”，连同他们的信徒，一并送往异域传道。
“你们不是说要普度众生吗？印度、欧洲的百姓正等着你们去‘度化’。”负责押送的官员对这些僧人、道士说，“在那里好好传法，做出成绩，朝廷会有奖赏；若是敢偷懒耍滑，或者再搞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就永远别想回来。”
这些“高士”中，有佛门的讲经大师，也有道家的炼丹高人。他们虽然不愿离开中原，但在秦军的押送下，只能带着经卷、法器和信徒，踏上前往异域的路途。
一支由五十名僧人组成的队伍，被派往印度恒河流域。他们中有曾在慈恩寺讲经的高僧，也有懂医术的僧人。赵勇给他们的任务是：在当地修建寺庙，用医术救治百姓，传播“众生平等”的理念，瓦解种姓制度的根基。
“你们在中原享了百姓的香火，现在该去回报‘众生’了。”赵勇对为首的高僧说，“若是能让印度的百姓信佛，不再反抗大秦，陛下自有重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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