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天空，已被战争的阴云彻底笼罩。自东瀛帝国悍然发动全面侵略以来，战火在广袤的土地上迅速蔓延，形成了一条犬牙交错、血肉模糊的巨大战线。
虽然在北线，依托苏维埃俄罗斯通过西伯利亚铁路源源不断输送的武器弹药、燃油和军事顾问，以及少帅整合了奉系家底、经过初步革命化改造的东北军余部，革命政府在热河-察哈尔一线构筑了相对稳固的防御。
新整编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第二兵团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和来自北方的重火力支援（如76.2mm野战炮、T-26轻型坦克），与日军关东军南下部队展开了惨烈的拉锯战。战线暂时陷入胶着，但压力巨大，每一天都在承受着日军飞机、重炮和坦克集群的疯狂冲击。
但面临着北线暂时难以直接突破的困局，东瀛方面当然不会死磕，海军部迅速动员起来，在轻易夺取了整个东海的制海权后，他们开始了登陆作战。
南线被开辟后，局势急剧恶化。日军的兵锋并未直取国际势力盘根错节的上海，毕竟是国际管辖的使馆城市，在能通过谈判取得通行权的情况下，日军没有必要同国际上闹得太僵。
他们狡猾地利用其海军优势和多点登陆的战术，迅速向内地穿插，兵分多路，直指长江流域的核心——国民革命政府的临时首都，南京。
日军的战略意图昭然若揭：企图通过攻占南京，一举摧毁东方革命政府名义上的政治中枢和指挥体系，瓦解军民的抵抗意志，从而速战速决，避免陷入北方那样逐渐僵持的消耗战。南京，这座屹立在长江之畔的千年古都，瞬间被推到了战争风暴的最中心。
武汉，珞珈山，东方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战略总参谋部。1938年7月初。
这里的气氛，比北方的战壕更加凝重，是一种近乎窒息的、巨大的战略焦虑和沉痛的责任感。
巨大的军事地图几乎覆盖了整个墙壁，上面密密麻麻地标注着敌我双方不断变化的箭头和番号，代表日军进攻的红色箭头，如同数条毒蛇，从东、南两个方向，死死地缠向了南京。
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烟草味、汗味和电报机油的气味。电话铃声、电台滴答声、参谋人员急促的汇报声和脚步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曲战争指挥部的紧张交响。
总指挥邓寅达站在地图前，身姿依旧挺拔，但眉宇间是化不开的疲惫和沉重。他刚刚下达了一系列在他看来近乎残酷却又不得不为的命令。他的声音沙哑却异常清晰，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砸在地图上：
“南京，必须守！但不是为了守住一座城，而是为了守住时间和民心！”
他的手指重重地点在南京的位置上，“命令：中央军第十二师、第四师，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南京外围阵地和城墙！没有撤退命令，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他们的任务，不是胜利，是拖延！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为我们后方的疏散和组织新的防线，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
命令通过电波传出，意味着两个精锐师，近三万名将士，被置于几乎必死的境地。指挥部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明白这道命令的分量。
这并非他一个人的意见，而是包括中央委员会和西安工团党中心工作小组在内的，全体人民委员们的意见——只有先守住南京，才能让南京城的百姓与整个长江流域，有一线生机。
邓寅达深吸一口气，继续下达第二道命令，语气更加急迫：“命令：中央军第八师，立刻接管南京城内及周边所有船只、车辆！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组织所有政府非必要人员、学生、工厂技术人员、以及愿意撤离的百姓，立刻、马上、全部撤往江北和皖西山区！告诉他们，什么都不要带，人命最重要！第八师负责断后和掩护，必须在城破之前，完成转移任务！”
“是！”通讯参谋记录下命令，快步冲向电台室。
“还有！”邓寅达的目光扫过在场众人，“急电湖南、江西、湖北各省军区！ 立刻抽调所有可机动的兵力，组成增援集群，火速向皖南、赣北集结，建立第二、第三道防线，准备接应南京撤退军民，并阻击日军可能的西进、南下！”
“命令西南、西北后方基地！ 加快新兵训练和物资调配速度！我们必须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
一道道命令从这间昏暗的地下室里发出，如同投入惊涛骇浪中的石子，试图稳住即将倾覆的航船。每个人都清楚，南京之战，是一场注定惨烈无比的牺牲。用两个主力师和一座千年古城的代价，去换取时间，去换取战略空间的弹性，去换取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同情。
邓寅达走到窗边，推开一丝缝隙，外面是武汉6月闷热的夜。他仿佛能听到千里之外，南京城传来的隆隆炮声和震天的喊杀声。他的拳头紧紧握起，指甲深深掐入掌心。
“守不住……也要守……”他低声自语，声音中带着无尽的痛楚和决然，“南京，将成为一座熔炉……要么炼出日寇的尸骨，要么……炼出我们民族不屈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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