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威尼斯。
1938年9月13日。
圣马可广场不再响起鸽哨与贡多拉船夫的歌声,取而代之的是最后一阵激烈交火后残余的硝烟与死寂。
象征意大利共和国三色旗的旗杆,在总督府上空缓缓折断、坠落。取而代之的,是一面鲜艳的、绣着红星图案的黑白红三色旗帜,在亚得里亚海的风中猎猎作响。
威尼斯,这座建立在泻湖上的千年水城,意大利共和国最后的堡垒,在经过数周惨烈的巷战后,终于被安东尼奥·葛兰西领导的意大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军队,在来自英、法、俄秘密运输的现代化武器弹药以及由全球数十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反法西斯志愿者组成的国际纵队的支援下,彻底攻克。
消息如同闪电,瞬间传遍了欧洲,震动了世界。
柏林,帝国首相府。
帝国首相,社会民主党领袖奥托·韦尔斯,站在自己宽敞却压抑的办公室的巨幅落地窗前,手中捏着一份刚刚收到的、印有“绝密·急电”字样的情报简报。
窗外,柏林天空阴沉,乌云低垂,仿佛映照着他此刻沉重无比的心情。
简报上的字句冰冷而确凿:威尼斯陷落,共和国政府高层或投降或失踪,葛兰西的部队正在全城肃清残敌。意大利,实现了自一战后崩溃以来,正式的统一。
韦尔斯缓缓放下简报,走到办公桌前,双手撑在光滑的桌面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那叹息声中,充满了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远非简单的“悲哀”二字可以概括。
作为一名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个一生致力于通过议会斗争、改良手段来改善工人福祉、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家,韦尔斯对刚刚覆灭的意大利共和国以及之前倒台的两西西里神权国,从内心深处感到一种厌恶甚至不齿。
那波利的那帮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教权保守分子,威尼斯的那些大资本家和军事寡头,他们所代表的,是陈旧、反动、压抑人性的右翼思想,在1918年,就是他们将意大利拖入了经济崩溃和社会分裂的深渊。
他们打压工会,漠视民生,穷兵黩武。他们的失败,在韦尔斯看来,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必然,甚至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相比之下,虽然葛兰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奉行的是更为激进、更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韦尔斯所信仰的渐进式民主社会主义存在根本分歧。
但不可否认,葛兰西政权在短期内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推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将关键工业国有化,大力发展公共教育和医疗,使得底层民众的生活得到了肉眼可见的改善。
从意识形态的纯粹性和对底层民众的吸引力来看,葛兰西的意大利,无疑比那个腐败、专制的从奥地利手里独立不久的贵族共和国更接近韦尔斯心目中的“社会正义”理想,哪怕路径截然不同。
想到这里,韦尔斯嘴角甚至扯出一丝苦涩到极点的弧度。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他在议会中与之斗争了半辈子的“敌人”,其覆灭竟让他产生了一丝隐秘的、基于理念的“快意”;而那个取代了“敌人”的、更强大的新兴政权,从价值观上或许更值得他认同,却因代表着截然不同的道路和日益膨胀的势力,成为了德意志帝国迫在眉睫的、更危险的战略威胁。
国家利益! 这四个字如同冰冷的枷锁,瞬间勒紧了他的心脏。
韦尔斯比任何人都清楚柏林的政治现实。帝国议会里,那些保守党、中央党甚至更右翼的势力,正虎视眈眈。
年迈却依然牢牢掌握军权的威廉二世皇帝,对莱茵河对岸的“红色瘟疫”更是深恶痛绝,绝无丝毫“亲善”可能。他,身为社会民主党主席,能够坐在首相这个位置上,本身就是一个极其脆弱的政治平衡的结果——是皇帝和右翼势力需要有人来收拾经济危机的烂摊子,需要借助社民党来安抚国内庞大的工人阶级。
他的执政基础摇摇欲坠。任何在对抗法兰西公社和第三国际方面表现出丝毫“软弱”或“犹豫”的迹象,都会立刻成为政敌攻击他的致命武器。
一旦他下台,他和社民党这些年呕心沥血推动通过的 《工会法》 、《社会保险法》 、《八小时工作制法案》 等一系列旨在缓和阶级矛盾、改善劳工待遇的社会改良成果,极有可能被继任的右翼政府全盘推翻、废除殆尽!
那将意味着德国工人阶级数十年奋斗成果的付诸东流,也是他个人政治生命的彻底失败。
“两害相权……”韦尔斯喃喃自语,声音沙哑。他走到墙边那幅巨大的欧洲地图前,目光死死盯住亚平宁半岛。
一个统一的、赤色的意大利,与法兰西公社、不列颠联盟、爱尔兰社会主义共和国、西班牙无政府工联连成一片,第三国际的势力已经牢牢控制了西欧大陆的大半壁江山,再加上北方的瑞典、挪威、芬兰,东方的俄罗斯……德意志帝国,陷入了名副其实的“赤色包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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