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印度支那与泰国边境，长山山脉东麓，1938年10月。
胡志明市陷落时的火焰与浓烟，仿佛还在南中国海的风中呜咽。
日本南方军第25军的太阳旗粗暴地插上了西贡总督府的屋顶，标志着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战略取得了又一重要战果，通往马来亚和新加坡的侧翼似乎已被扫清。
东京的报纸欢呼着“皇军武运长久”，渲染着“亚洲兄弟从白人殖民者手中解放”的幻象
然而，对于刚刚经历了驱逐英国、德国殖民者战争洗礼的印度支那联盟、缅甸社会主义联邦和婆罗多公社的军队和人民来说，这仅仅是另一场更为残酷、但性质相似的斗争的开始——反抗新的、更为凶残的殖民野心，为了支援矗立在他们北端的亚洲最大的社会主义支柱——东方革命政府。
胡志明市的陷落是痛苦的，但并非终结。三方领导人在河内、仰光和德里通过无线电迅速协调，确立了共同的抵抗战略：不以争夺一城一地为首要目标，而是利用东南亚广阔无垠的热带雨林、连绵起伏的山地和错综复杂的水网，实施持久的、高度机动的防御与袭扰作战，最大限度地消耗、迟滞日军，将其拖入一场他们不熟悉的、无休止的丛林泥潭。
这支被外界暂时统称为“亚洲南方联军”的力量，其核心战术思想，早在对抗欧洲殖民者时便已淬炼成型。
此刻，在长山山脉郁郁葱葱、雾气弥漫的丛林深处，一场典型的、小规模却极具代表性的战斗正在上演。
日军一支隶属于第5师团的精锐步兵中队，约180人，在数名熟悉地形的越南保大政权伪军向导带领下，正沿着一条猎人小径，试图穿越山脉，从侧翼包抄一个据信是印度支那解放军主力的集结区域。他们装备精良，士兵训练有素，但沉重的行军包、防毒面具筒和必要的攻坚装备（掷弹筒、炸药），在湿滑陡峭的山路上成了累赘。
闷热潮湿的空气让人喘不过气，无处不在的蚂蟥、毒虫和可能携带疟疾的蚊子不断消磨着他们的体力和士气。更让他们不安的是绝对的寂静——除了鸟叫虫鸣和风吹过树冠的沙沙声，几乎听不到任何人迹。
“加快速度！穿过这片山谷，前面应该有溪流可以休整！”日军中队长挥舞着军刀，低声催促，汗水浸透了他的军服。伪军向导眼神闪烁，指着前方看似平静的林地。
突然，一声极其轻微、仿佛树枝断裂的“咔嚓”声从右前方传来。
“砰！”
几乎同时，一声清脆的步枪射击声撕裂了丛林的寂静！队伍最前方、手持军旗的旗手闷哼一声，胸口爆开一团血花，军旗歪斜着倒下。
“敌袭！三点钟方向！散开！寻找掩护！”中队长声嘶力竭地大吼，训练有素的日军士兵立刻扑向附近的树木和岩石后，机枪手迅速寻找位置。
然而，预想中的密集火力并未出现。只有零星的、仿佛来自不同方向的冷枪，精准地射向暴露的军官、机枪手和无线电兵。
子弹似乎从树冠、岩缝、甚至地底的枯叶堆中射出，难以判断确切来源。
“八嘎！是狙击手！散兵游勇！”一个军曹骂道，指挥一挺歪把子机枪向疑似开枪的方向扫射，子弹打得枝叶纷飞，却只惊起一群飞鸟。
袭击者仿佛幽灵。他们人数似乎不多，但极其擅长利用环境。开枪之后立刻转移，绝不恋战。
当日军组织起火力侦察或小股突击时，往往只找到几个空弹壳和被人为巧妙掩饰过的撤离痕迹。
“中队长！左翼斥候小队失去联系！”通讯兵慌张地报告。
“什么？多久了？”
“按规定，每十五分钟短促联络一次，已经超时二十分钟了！”
中队长的心沉了下去。这绝不是偶遇的游击队，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伏击和消耗。他意识到，自己可能闯进了一个精心布置的“猎场”。
袭击在继续，时断时续，毫无规律。有时是几声冷枪，有时是从高处滚落的、绑着手榴弹的石头，有时甚至是伪装巧妙的竹签陷阱和绊发雷（利用手榴弹或简易爆炸装置制成）。
日军每前进一步，都提心吊胆，速度变得异常缓慢，伤亡数字在慢慢增加，而他们甚至连敌人的面都没看清几个。
这就是南方联军基层单位最熟悉的战斗方式。在这里，军衔和操典让位于对丛林的熟知、狩猎的本能和老兵的经验。
一个印度支那的狙击小组，可能由一名曾在法国外籍兵团服役、熟悉山地战的老兵和两名本地猎人出身的战士组成；一次成功的伏击，往往依赖于缅甸克伦族或钦族战士世代相传的追踪与设伏技巧；而撤退路线的选择和补给点的设置，则离不开印度支那和印度社会党地方组织动员起来的村民秘密支持网络。
他们不追求全歼敌军，那在火力悬殊的情况下是自杀。他们的目标是：让敌人流血，让敌人恐惧，让敌人疲惫，让敌人的后勤线变成噩梦走廊。 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敌人最大的消耗和最低的推进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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