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想测试,他会不会为了对抗这种“完美”,而陷入另一种偏执,无视所有指向郑少云的证据,盲目寻找根本不存在的“真凶”?
“大人。”
文渊的声音忽然响起,打断了林小乙越陷越深的思绪旋涡。这位素来沉稳的书生抱着几本厚册子走过来,脸色有些异样的苍白,不知是劳累还是发现了什么。他将册子轻轻放在林小乙手边的桌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我按您吩咐,细查了郑少云南下后,郑家与江南方面的所有书信往来记录,包括通过驿站官邮、商号信使、乃至私人捎带的。”文渊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熬夜后的沙哑,“三个月里,郑家共收到从江南方向来的信件七封,其中五封是商队不同管事发回的例行行程汇报,内容琐碎。另外两封……是郑少云亲笔。”
他将那两封信从一叠文件中单独抽出,小心翼翼地摊在桌面最平整处。信纸已经有些磨损,边缘起了毛边,墨迹也因时日和传递而变得浅淡,但字迹骨架分明,确与勒索信、账房密信上的笔风如出一辙。
“第一封,是五月廿八日从庐州驿寄出,内容简短,报平安,说商队已顺利渡过长江,人马货物皆安,预计六月初抵江宁。第二封,是六月十五日从江宁府城内‘悦来客栈’发出,说货物已开始在市舶司指定的货栈销售,行情尚可,预计七月底前可售罄返程。”文渊说到这里,顿了顿,手指无意识地捻着信纸一角,这是他紧张思考时的习惯动作,“但问题在于……这两封信之后,直至案发,郑家再未收到郑少云或商队核心管事的任何亲笔信件。剩下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伙计报平安的家书。”
“郑家老爷那边,没起疑心?”林小乙问,目光落在信纸上那些看似从容的字迹上。
“起疑了,而且疑心不小。”文渊立刻从另一本册子中抽出一张皱巴巴、显然被揉捏过又展平的纸条,“这是从郑百万书桌暗格最底层找到的,墨迹很新,应该是草稿或随手记下的便条,没写完。上面写着:‘逆子三月无亲笔实信,仅凭管事片语,恐生变故。江宁分号王掌柜处亦无消息。着可靠之人,携重金,速往江宁查探虚实……’末尾日期是七月廿五。”
七月廿五——距离案发,仅仅十天。
十天前,郑百万已经在强烈怀疑儿子失联,甚至可能遭遇不测,已经打算派人携重金前往江宁查探。那么,八月初三那天,当他看到那封用“云纹笺”书写、笔迹酷似儿子的勒索信时,他的第一反应,按理说绝不应该是恐惧被敲诈,而应该是震惊、怀疑这封信的真伪,甚至可能以为是有人利用儿子失踪之事进行讹诈。
逻辑链条在这里,出现了一道清晰的、不合理的断裂。
除非……在八月初三之前,有人用某种方法,让郑百万相信了他的儿子郑少云已经秘密回到了云州附近,或者,让他坚信那封勒索信就是出自郑少云本人之手,且儿子真的对他怀有如此深的恨意与贪念。
“还有一件事,”文渊的声音压得更低,几乎成了气音,他警惕地看了一眼虚掩的房门,“我重新秘密核对了刑房乙字库的旧档调阅登记簿。那份记录郑少云三年前拒婚冲突的卷宗……最近一次被调阅的时间,是在八月初一申时。”
八月初一。
命案发生前四天。
谁,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调阅一份三年前本该尘封的家事纠纷卷宗?调阅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整理案例”?
“登记簿上,调阅人是谁?调阅事由是什么?”林小乙的声音平静无波,但眼神锐利如刀。
“登记人是……”文渊喉结滚动了一下,似乎说出这个名字需要很大勇气,“是赵千山,赵总捕。事由栏填写的是:‘复核旧年家事纠纷案例,整理汇编,以备刑房新人参详’。”
赵千山。
那个在他初来乍到、处境微妙时,主动示好、公开表态“刑房上下任凭林捕头差遣”的总捕头。那个在之前案件中,虽未直接参与核心侦破,但始终提供支持、协调资源的顶头上司。
林小乙的手指无意识地、有节奏地轻轻敲击着酸枝木桌面。笃,笃,笃。声音在寂静的室内格外清晰。
“去把张猛和柳青叫来。”他忽然停止敲击,开口道,“避开旁人,就说有新物证需要一同研判。”
片刻后,四人聚在刑房最里侧用于密谈的小隔间内。门窗紧闭,厚厚的棉布帘子遮得严严实实,只有墙壁高处一扇用于通风的狭小气窗,透进一线午后炽烈到发白的光,斜斜地切在青砖地上,形成一块刺眼的光斑,像一道无法弥合的伤口。
“关上门,都坐。”林小乙示意张猛落闩,自己率先在主位坐下。待三人坐定,他环视一周,才缓缓开口,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带着沉甸甸的分量:“接下来我要说的事,可能超出常理,甚至听起来有些荒谬。但基于目前的线索和我的某些……直觉,我认为有必要告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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