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赤峰，他给合作社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乌娜吉。
“春海，你到哪了？什么时候回来？”乌娜吉的声音很急。
“到赤峰了，后天就能到家。”郭春海说，“家里都好吧？你身体怎么样？”
“我都好，就是肚子越来越大，走路都费劲。”乌娜吉说，“春海，你快回来吧，我有点怕。”
“怕什么？”
“这几天屯里来了几个陌生人，说是收山货的，但看着不像好人。他们在屯里转悠，打听合作社的事，还打听你什么时候回来。”
郭春海心里一紧。又是冲着合作社来的。看来这一路上遇到的劫匪，不是偶然。
“娜吉，你别怕。我让格帕欠从深圳回来，他明天就能到。有他在，没人敢动你们。”
“格帕欠要回来？那深圳那边……”
“深圳有二愣子盯着，没问题。现在家里更需要人。”
挂了电话，郭春海心情沉重。合作社发展太快，树大招风，惹来了太多的嫉妒和仇恨。赵四、独眼龙、还有那些不知道的敌人，都在暗中盯着，随时准备扑上来咬一口。
得想个办法，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但他也知道，这种事解决不完。只要合作社还在赚钱，就有人眼红，就有人想分一杯羹，或者干脆抢过去。
这就是江湖。有利益的地方就有争斗，有争斗的地方就有血腥。
他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强，让合作社变得更强大，强大到没人敢惹。
车队在赤峰休整一天后，继续上路。进入东北地界，路更熟了，但郭春海不敢放松。他知道，越是接近家，越可能出事。
果然，在通辽附近，又出事了。
这次不是劫匪，是路政。几个穿制服的人拦下车队，说是检查超载超限。
“同志，我们是合作社的车队，从深圳回来，拉的是自己的货。”郭春海下车解释。
“合作社？哪个合作社？”领头的胖子叼着烟，斜着眼问。
“兴安岭合作社。”
“没听说过。”胖子摇头，“把货卸下来，我们要检查。”
“同志，货都打包好了，卸下来再装上去很麻烦。你看能不能通融通融？”郭春海递上一包烟。
胖子接过烟，看了看牌子——红塔山，好烟。脸色好了些：“不是我不通融，是上面有规定，所有过路车辆都要检查。你们这六辆车，一看就超载了。”
郭春海知道，这是要钱。他掏出二百块钱，塞到胖子手里：“同志，行个方便。我们赶时间回家。”
胖子掂了掂钱，笑了：“你这人懂规矩。行，过去吧。下次注意，别超载。”
车队继续前进。车上，小王愤愤不平：“队长，这不明摆着敲诈吗？咱们又没超载。”
“出门在外，这种事难免。”郭春海说，“花点小钱，省去大麻烦，值得。”
他知道，这些穿制服的可能不是真路政，是冒充的。但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过去。真要是较真起来，耽误时间不说，还可能惹出更大的麻烦。
这就是现实。在八十年代末的中国，跑长途就是这样，到处是关卡，到处要打点。你有理没用，有钱才行。
郭春海感慨，改革开放了，经济活了，但各种乱象也出来了。车匪路霸，假冒执法人员，还有各种潜规则。做生意不光要有本事，还要有关系，有手腕。
他不喜欢这样，但不得不适应。因为这是时代的特点，是发展中的阵痛。
车队又走了两天，终于看到熟悉的兴安岭了。白雪覆盖的山峦，笔直的白桦林，还有那些散落在山间的屯子。一切都那么亲切，那么熟悉。
“到家了！”小王兴奋地喊。
是啊，到家了。郭春海看着窗外的景色，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一个多月了，终于回来了。这一路上，经历了太多，见识了太多，也思考了太多。
深圳的繁华，特区的速度，香港的合作，还有这一路的凶险。所有这些，都让他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合作社必须强大，必须走出去，必须在时代的浪潮中站稳脚跟。
但同时，根不能丢。合作社的根在兴安岭，在这片黑土地，在这些朴实的山里人心里。
车子驶进狍子屯时，已经是傍晚。屯里人听到车声，都跑出来看。乌娜吉挺着大肚子，站在合作社大院门口，眼里含着泪。
郭春海跳下车，快步走过去，一把抱住妻子。
“我回来了。”
“回来了就好。”乌娜吉哽咽着，“以后别走这么远了，我害怕。”
“不走了，以后少走。”郭春海安慰她，但心里知道，不可能不走。合作社要发展，他必须走。
但他没说。有些事，男人得扛着。
卸货，清点，入库。四十多万的货安全运回，一件不少。合作社的仓库堆得满满的，电子表、录音机、电视机，还有时髦的服装，都是紧俏货。
金成哲算了一笔账：这批货在东北的销售价，至少能卖到七十万。除去成本和各种费用，净赚二十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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