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满银骑着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拐进罐子村的土路时，车轱辘压过路面，发出轻快的“沙沙”声。
远远地，他就瞧见前面有辆驴车慢悠悠地晃着，车上坐着几个人，旁边一个老汉赶着车，头上扎着白羊肚手巾，深灰色的对襟短衫肩头打着一块补丁。
是村二小队的队长王连喜。王满银手上稍一用力，捏了下车闸，接着拇指一按——“叮铃铃！”清脆的铃铛声在这安静的黄土沟岔里显得格外响亮。
驴车上的人齐刷刷回过头来。王连喜眯眼一瞧，“嘿！”了一声，利索地从车辕上跳下来，扯住缰绳让驴车停稳。
“哟！满银？你小子可算回来咧！呀嗬！这……这是新车？永久牌的？”
他走过来，围着自行车转了大半圈，眼睛瞪得溜圆，粗糙的手掌想去摸那锃亮的车把，又怕手上的土坷垃弄脏了似的，缩了回去。
“连喜叔，”王满银单脚支地，笑着从兜里掏出烟，递过去一根，“刚回来。你这是……接人去了？”
他目光转向驴车上那三个年轻人。两男一女，都穿着半新不旧的蓝布衣裳，脸上带着长途跋涉后的疲惫，更多的是好奇和一种初来乍到的茫然。
他们都是眼睛清亮，却透着点不知所措的“蠢”劲儿——一看就是城里来的知青。驴车后头垛着几个捆得结实的大行李卷。
王连喜接过烟，珍惜地别在耳朵后面，“可不是嘛！从公社接回来的知青娃。开春来了三个，这下半年又添三个，今年就这些了。哎……，村里有人些都断粮了……。”
他又咂咂嘴，又忍不住瞅那自行车，“满银，你这是学成归来了？这车……可真气派！”
“嗯，学完了。车是城里同学弄的票，刚买的。”
王满银简短地回答，眼神在那三个知青脸上扫过，对他们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随即对王连喜说：“连喜叔，那你先忙着，我回家搁下东西，等会儿就去村委报到。”
“哎，好嘞！你快去忙你的！”王连喜连连摆手。
王满银脚下一蹬，自行车又轻快地向前驶去，掠过驴车时，带起一小股尘土。三个知青的目光一直追着他，直到他拐向村头那个孤零零的窑洞院落。
驴车重新吱吱呀呀地动起来。车上那个剪着齐耳短发的女知青忍不住开口，带着点京腔：“王大叔，刚才那位同志是谁呀？也是咱们村的？”她觉得那人看着和村里其他人不太一样，那身蓝色的确良干部服，还有那辆崭新的自行车，在我们城里都扎眼。”
另一个戴眼镜的男知青也推了推眼镜，附和道：“村里还能买得起永久自行车？肯定是在城里工作的干部，怕不简单。”语气里有点羡慕。
第三个看起来年纪稍小点的男知青没说话，只是眼里也满是好奇。
王连喜挥了下鞭子，在空中打了个空响，赶着毛驴，“他呀，叫王满银，就咱罐子村的人，住村头那院。以前嘛……嗯，现在可是咱村搞副业的能人哩！”
他含糊地应了一句，显然不想多谈王满银的过往，只是朝王满银消失的方向努了努嘴，“喏，就那家。”
说完，便专心赶车，不再多言。这些城里娃刚来都这样，话多，问题也多，等过上俩月，地里活儿一压，话自然就少了。
驴车晃晃悠悠，终于来到了罐子村的村委大院前的打谷场。
欢迎场面有些寥落，比不上昨天石圪节公社欢迎知青那锣鼓喧天的盛大场面。
但还是有仪式的，一面褪了色的破旧红布横幅勉强挂在两棵树之间，上面用墨汁写着歪歪扭扭的一行大字：“热烈欢迎知识青年到罐子村落户”。
村干部来了三位：支书王满仓、会计陈江华，还有妇女主任廖海堂。他们站在打谷场边上，脸上挂着程式化的笑容。
不远处，站着开春就来的那二个老知青，一男一女，他们脸上的表情复杂多了，早没了初来时的兴奋或清高，只有日晒和劳作留下的黝黑皮肤以及一种认命般的沉寂，眼神里透着疲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
在这陕北的穷山僻壤，不是饿肚子，就是在饿肚子的路上，更可气的是，他们开春来时，还跟着村里一些破落户到县城里去讨饭，不去没吃的，哎……。
打谷场周围，稀稀拉拉地坐着些没出工的村民，多是些老人、妇女和半大孩子。
现在是农闲，妇女主任廖海堂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召集起来“欢迎”一下。
村民们大多穿着打补丁的衣裤，面色菜黄，他们对此并不热心，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妇女们埋头纳着永远纳不完的鞋底，男人们蹲在地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大声聊着家长里短、雨水庄稼，偶尔爆发出一阵哄笑。
一群光屁股娃娃在场院中间追逐打闹，扬起一阵阵黄土。
驴车的到来短暂地吸引了大家的目光。王满仓支书带着会计和妇女主任迎上前去。
王连喜把车停稳，三个新知青有些拘谨地跳下车。王满仓伸出粗壮的手，挨个和他们握了握，脸上堆着笑，说着准备好的词：“欢迎欢迎！毛主席派你们来咱罐子村支援农村建设，俺们全村都欢迎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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