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印刷厂，排版车间。
陈之安照例在上班后先去那块黑板前面站一会儿。
黑板上空空荡荡的，跟往常一样。他已经习惯了，看一眼，转身就走。
今天他转身走了两步，忽然觉得不对。
又回头看了一眼。
黑板上还真有字。
不是工作安排，是通知。
“全体职工大会，下午两点，厂礼堂，相互转告，准时参加。”
陈之安站在黑板前，看了好一会儿。
无奈的摇摇头，厂里还知道工厂的情况啊，真难得。
所以在通知上还特意加了，相互转告。
开职工大会？
他回厂几个月，这还是头一回。
他回到车间，把这事跟几个老师傅说了。大家反应很平淡，该干嘛干嘛，只是聊天的内容从昨天晚上吃了什么，变成了“这次又要说什么”。
下午一点半，陈之安跟着人流往礼堂走。
开全体职工大会嘛！怎么可能少得了大会进行曲。
主席台上头左右两角的高声喇叭正放着，震得人脑瓜子嗡嗡的。
礼堂还是那个礼堂，跟他十几年前进厂时一样。
水泥地，木头长椅，台上挂着红色的横幅，台下坐着黑压压的人。
唯一不同的是，墙上那些文革的标语没有了，只剩下斑驳的印子。
人越来越多，很快就把礼堂坐满了。抽烟的，聊天的，打哈欠的，看手表的，干什么的都有。
陈之安找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抱着手靠着吱嘎直响的长椅。
领导都是卡点出场的，不管有没有能力，这好像是他们那层人的惯例。
两点整，台上的侧门开了。
领导们鱼贯而入，一个个表情严肃，目不斜视，走到台上那一排铺着白布的桌子后面坐下。
陈之安看着他们，忽然想起一个说法，哪怕厂子倒闭了，领导也是最后出现的。
他以前不信，现在信了。
他打量着台上那些人。
大部分不认识。
厂长坐在正中间，很年轻，四十来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胸口的兜里别着两支钢笔。
这厂长姓什么，陈之安都不知道。老厂长早就退休了，新厂长上任的时候，他还在干校。
旁边那几个副厂长、副书记、工会主席什么的，他认识的没两个。
大会开始。
先是一个不高不低的领导发言，拿着稿子，念了二十分钟。
内容陈之安太熟了。
什么“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什么“全体职工团结一心”，什么“克服困难，迎难而上”，什么“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歌功颂德，全是套话。
陈之安低着头，听着那些话从耳边飘过，一个字都没往心里去。
然后是厂长讲话。
这才是真正的大会。因为全程都只会厂长说。
厂长清了清嗓子，开始讲。
讲形势，讲困难，讲任务。
讲国家对印刷行业的规划，讲市场竞争的压力，讲原材料涨价的影响。
讲着讲着，话锋一转，开始讲工人要怎么做。
“同志们，当前的困难是暂时的。我们背后是强大的祖国，有党和政府的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
厂长突然顿了一下，声音提高了一些。
“工人同志们，要发扬主人翁精神，要吃苦耐劳，要与工厂共渡难关。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一定能迎来更好的明天！”
台下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
陈之安没鼓掌，他看着台上那个侃侃而谈的厂长，心里想着另一件事。
这些话，翻译成大白话，意思就是：工人同志不要怕。工厂停工也没关系，工资国家照发。
心里叹了口气，厂长从头到尾，没提一句“怎么办”。
没提怎么找订单，怎么开拓市场，怎么提高效率，怎么让工厂活起来。
就只是让大家等。
等国家想办法，等上面给任务，等形势自己变好。
陈之安想起自己在干校那些年，也等过。
等平反，等落实政策，等一个说法。
等了十几年，等来的是一纸调令，回到原点。现在，这些工人们也要等吗？
等什么？
等到工厂发不出工资的那一天？
等到下岗通知贴在墙上的那一天？
他看了看周围那些人。
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在低头看报纸，有的在小声聊天。没人认真听厂长说什么。
不是不认真，是听太多了。
这些话，他们听了十几年。
每次大会都差不多，每次都说“困难是暂时的”，每次都说“明天会更好”。
可明天呢？
明天来了，还是今天这样。
陈之安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握过笔，种过地，挣过大钱……
此刻却只能攥紧拳头，又松开。
真想冲上去把厂长推翻，对着台下那些眼神麻木的工人们振臂高呼：工人同志们跟我干，工资翻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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