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赣西北大山之中，新一师与新二师的战士正摧枯拉朽的剿灭诸多土匪、还乡团，而在远处的鄱阳湖平原，程大雷所部却陷入了与敌军的苦战。
这些袭扰的敌军战术都很拙劣，无论是隐藏能力还是射击水平都不尽如人意，多数在远处就被提前发现，然后就遭到了驻守部队的机枪扫射，只有极少数能够偷偷潜伏到近处发起袭击。
起初，三团三营的战士并没有太过重视这些敌军，但几乎没有一刻停歇的枪声，让这些部队时刻处在精神紧绷状态，注意力渐渐难以集中，伤亡数字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攀升。
迫不得已，程大雷只能下令部队收缩至永修外围阵地，并向上级求援，拆除铁路的工作也就完全瘫痪了。
更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敌军竟尾随撤退部队紧追不舍。
前沿观察哨通过望远镜捕捉到这一动向，立即引导后方迫击炮阵地实施火力覆盖。数轮精准的炮火齐射，顿时让追击之敌溃不成军。
这些被逼着来执行任务的国民党军，眼见正面的敌军啃不动，就把屠刀对准了周围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
当程大雷透过望远镜看到远处村庄升起的滚滚黑烟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些畜生正在用最残忍的方式发泄他们的怒火与恐惧。
尽管国民党中央军的军纪普遍存在问题，但在民国时期的军事行动中，出于政治的考量，中央军对百姓的侵扰是相对较少的。
作为国民政府的嫡系部队，中央军将领深知暴行会直接损害南京政府的统治威信。常凯申对军容政纪的表面文章尤为重视，这使得各级军官不得不约束士兵行为——毕竟，一场屠杀丑闻就可能断送他们的仕途前程。
相较而言，地方军阀部队往往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差异，在本乡本土就是子弟兵，出了省是人是鬼就完全无法保证了。即便是号称军纪严整的桂系部队，在1930年代围剿苏区时也屡有屠村暴行。
这些远离根据地的军阀部队，既缺乏政治约束，又带着外省作战的掠夺心态，其危害性往往更甚于中央军。
常凯申意图以杂牌军消耗抗日联盟有生力量的举措，就间接造成了这一惨状。而周成调派过来的支援部队已经进入永修县境内，此刻正在骑车赶来的路上……
南昌行营内，常凯申接到紧急军报：共军已经攻占了土城，正向川南赤水河方向疾进，意图北渡长江。他猛地拍案而起，眼中闪过一丝焦虑。
“备机！立即飞重庆！”当天下午，常凯申的专机便呼啸着冲上云霄。南昌战事全权交由顾祝同指挥，而陈诚则奉命调回赣南，负责围剿红军及整编保安团事宜。
这让渴望一雪前耻的陈诚很是无奈，尽管他劝了很多次，但委员长始终不为所动，铁了心的要舍近求远——先剿灭远在贵州的红军，再剿灭近在江西的周匪。
难道两边同时进剿不行吗？他陈诚作为败军之将，差点就被敌人的炮弹给炸死，都尚且能鼓起勇气再战。委员长听了那个德国顾问的话，居然就被吓住了！
只是陈诚此刻不知道的是，如果不是冯塞克特将军及时的劝阻，只怕这会儿南昌都会岌岌可危。
这就要说到九江的地势特点了，它南边有庐山天险，北临长江天堑，东西两侧均有湖泊水系环绕，在山与水中间，虽然也有几条平坦的通道与外界相连。但都属于狭长地带，难以展开大兵团作战。
眼下的国民党军队可没有抗战的信念加持，多数官兵只为升官发财而战，没法做到抗战时伤亡过半仍死战不退。又兼内部派系林立，打顺风仗尚可，一旦局势不利，就会有人想着先跑为敬。
总结一下，以人海战术理论对抗火力优势学说，除了需要具备兵力优势和战术合理性外，更离不开坚定的战斗意志支撑。
而此时的国民革命军，无论相较北伐时期的锐气，还是对比抗战时期的斗志，在作战信念层面都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
冯塞克特将军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对国民党正面击败先锋军不抱有期望。同时，他也想借着这次机会，来寻找德军的破绽并试验新战术。
为此，他建议常凯申在南昌暂时采取守势，并趁着大军集结于南昌周边，大规模训练部队并挖掘战壕，尤其是要训练各级军官的战术能力和指挥能力，为以后的决战做准备。
常凯申对此自然是欣然应允。在他看来，红军已是瓮中之鳖——尽管长江航道被截断导致武器弹药运输受阻，但仍可以通过两广地区的铁路与公路运输弹药至大西南。
况且，凭借前线现有的弹药储备，歼灭红军仍是十拿九稳之事。待红军覆灭后，前线几十万大军回师南昌，区区周辰不过是弹指可灭。
与此同时，德械师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更坚定了他推行军事改革的决心，当即下令加快落实向德国采购军火的方案。
很快，南昌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练兵场，南昌周边一道道战壕工事破土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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