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出自己（一）
29岁的王媚在东莞工厂流水线上拧了十年螺丝，月薪四千，住六百出租屋。
她越来越惧怕下班回到空无一人的屋子。
直到某天她走进“红玫瑰婚介所”，掏出全部积蓄6888元购买“相亲套餐”。
“红姐”把她的简历塞进豪华册子，承诺找到“配得上她的好人家”。
当她穿上婚介所赠送的艳红连衣裙回到出租屋，看着镜中陌生却光鲜的自己，
忽然觉得，也许她终于把自己嫁出去了。
六月里，东莞的太阳像是被烧得滚烫的烙铁，恶狠狠地按在城市每一寸肌肤上。王媚走出厂门，扑面而来的热浪带着一股橡胶和机油被炙烤过的怪味，沉甸甸地堵在胸口。她身上那件洗得发白、隐约印着厂牌的蓝色工装，后背湿了一大片，紧紧贴在皮肤上，又黏又闷。汗水沿着她的鬓角往下淌，像小虫子在爬。她没抬手去擦，只是疲惫地眨了眨眼，目光掠过厂门口那几棵被晒得蔫头耷脑的榕树，叶子边缘都卷起了焦黄的边。
她租住的地方离工厂不远，穿过两条堆满杂物、弥漫着饭菜油腥味的小巷子就到了。巷子两边的楼挨得很近，头顶上横七竖八地拉着许多根晾衣绳，挂满了衣服裤子，湿漉漉地往下滴水。水滴落在坑洼的水泥地上，溅起细小的泥点。王媚低着头，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水洼，还有墙角堆着的、散发着可疑气味的垃圾袋。她住在巷子最深处那栋灰扑扑楼房的四楼。
钥匙插进锈迹斑斑的防盗门锁孔，转动时发出刺耳的“咔哒”声。推开门，一股混合着陈旧木头、灰尘和淡淡樟脑丸的气息扑面而来，屋里闷热得如同一个巨大的蒸笼，比外面更加令人窒息。她反手关上门，后背抵在冰凉粗糙的木门板上，沉重地呼出一口气。屋里安静得可怕，只有她自己的呼吸声在狭小的空间里显得格外粗重。桌上那半包没吃完的苏打饼干，旁边放着一个搪瓷杯，杯口残留着干涸的褐色茶渍。一只苍蝇有气无力地撞在布满灰尘的玻璃窗上，发出嗡嗡的哀鸣。
王媚走到屋子角落那个小小的塑料洗脸盆前，拧开同样生着锈的水龙头。水流先是“噗”地喷出一股带着铁锈味的浊水，接着才慢慢变得清澈。她把水撩到脸上，冰凉的触感让她微微打了个激灵。抬起头，墙上那面小圆镜里映出一张模糊而疲惫的脸。她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有些黯淡，眼下浮着淡淡的青影。这张脸，在轰鸣的流水线旁，在打卡机的滴答声里，在日复一日独自吞咽快餐盒饭的沉默中，已经看了十年。十年，四千块的工资，六百块的出租屋……她猛地移开视线，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拧了一下，又酸又痛。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像是冰冷的潮水，从脚底迅速蔓延上来，淹没了她。
这间屋子，这个只有她一个人呼吸的空间，突然变得无比巨大而空旷，像一个无底洞，要把她吸进去。她感到一阵心慌。
第二天傍晚下班，王媚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拐进那条通往出租屋的巷子。她站在巷口，目光被对面街角一个闪烁的粉红色霓虹灯招牌攫住了——“红玫瑰婚介所”。那几个字在暮色初临的街道上显得格外刺眼，仿佛带着某种灼人的温度。鬼使神差地，她的脚迈了出去，穿过马路。
推开婚介所那扇贴着磨砂玫瑰贴纸的玻璃门，一股浓烈的、廉价香水混合着空气清新剂的味道猛地灌入鼻腔。冷气开得很足，吹得她裸露的小臂瞬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一个穿着紧身豹纹连衣裙、烫着大波浪卷发的女人立刻从柜台后面迎了上来，脸上堆着过分热情的笑容，几乎要溢出来。
“哎哟，靓女！快请进快请进！”女人的声音又尖又亮，像金属片刮擦，目光飞快地在王媚朴素的工装和洗得发白的帆布鞋上扫过，“外面热坏了吧？来来来，坐！阿珍，快给靓女倒杯凉茶！”
女人自称红姐，拉着王媚在一张铺着俗气大花布套的沙发上坐下。沙发很软，但人造革的坐垫边缘已经磨得有些发亮。一个年轻女孩端来一杯颜色浑浊的凉茶，放在王媚面前的玻璃茶几上。茶几上还摆着一个塑料果盘，里面盛着几颗表皮已经开始发暗的荔枝。红姐紧挨着王媚坐下，一股浓烈的香水味扑鼻而来。
“靓女怎么称呼啊？”红姐的笑容纹丝不动。
“王媚。”她低声回答，手指无意识地绞着工装的下摆。
“王媚？好名字，好名字！一听就是个温柔贤惠的好姑娘！”红姐拍了一下手，身体又往王媚这边倾了倾，“今年多大啦？看你这模样，顶多二十五六？”
“二十九。”王媚的声音更低了。
“二十九？”红姐的音调拔高了一瞬，但立刻被更夸张的笑容掩盖过去，“哎呀，看不出来！真是一点都看不出来！皮肤多好啊！在厂里做管理吧？”
“不是，流水线，做质检。”王媚如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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