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万金的暴毙，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本就浑浊的官场泥潭，激起的不是水花，而是漫天粘稠的泥浆，让所有人都裹上了一层难以甩脱的污浊与猜疑。
朝廷的反应，充分体现了其臃肿、谨慎而又充满制衡色彩的特性。
首先是明发谕旨，以皇帝口吻，对“金陵商贾沈某暴卒”表示“惊愕”，着令应天府、刑部、锦衣卫“会同严查，务明真相”，并“安抚地方，勿使惊扰”。
措辞四平八稳，不偏不倚，既未提及陆铮，也未否定江南方面的指控，将案件本身暂时限定在“刑案”范畴。
这给了双方继续角力的空间，也避免了皇帝过早表态。
紧接着，针对陆铮通过特殊渠道紧急呈报的“江南势力渗透破坏川陕军械、危害边防”的密奏，朝廷的反应却颇值得玩味。
没有公开驳斥，也没有大张旗鼓地支持，而是由内阁票拟，皇帝朱批，下发了一道看似常规的部文给兵部和都察院：“着兵部咨行川陕总督陆，令其将所奏‘破坏军械’一案之人证、物证、详细案卷，限期封送京师，由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审。
另，江南沈某案，亦着有司详查，两案或有牵涉，需并案慎议。”
这道命令，遵循了最标准的官僚程序：要求证据、移审中央、并案处理。看似公允，实则将陆铮从“揭发者”和“受害者”的位置，拖入了一个漫长、繁琐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司法程序之中。
他的证据需要经过远在京城、派系林立的三法司审查，而他的对头（江南势力）很可能在其中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并案慎议”四个字，巧妙地将“破坏军械案”与“沈万金暴毙案”捆绑，意味着任何对前者的调查结论，都可能直接影响对后者性质的认定，反之亦然。
这无异于给陆铮戴上了一副无形的枷锁，让他的反击无法畅快淋漓。
汉中，总督府。
陆铮仔细研读着这道部文，脸上看不出喜怒，但史可法的眉头却紧紧锁起。
“大将军，此乃拖延与掣肘之计！”史可法沉声道，“证据送京，何时能审出结果？三法司中，钱谦益门生故旧不少，必百般刁难，甚至颠倒黑白。
并案之议，更是险恶，他们将沈万金之死的污水，与我们的控罪混为一谈，届时纠缠不清，恐难有公断！”
陆铮将部文轻轻放下，手指划过“限期封送”四字，淡淡道：“宪之所言极是。朝廷这是想用繁文缛节和不确定性，来消耗我们，稳住局面，同时也给江南那边留下转圜和反扑的时间。”
“那我们……当真要将所有证据送去？”孙应元忍不住插话，语气愤懑，“那不等于把刀柄递给敌人？”
“送，当然要送。”陆铮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弧度，“但要按我们的方式送。”
陆铮看向韩千山：“千山，将我们掌握的证据，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那些江淮商人活动轨迹、被收买老卒的口供（其母证言）、吴记绸缎庄密信底稿等‘外围’且相对‘扎实’的证据，精心整理成卷，作为‘主要案卷’，按时封送。”
“第二部分，”陆铮声音压低，“是关于沈万金通过海路向辽东输送违禁物资的最确凿证据。
以及他与朝中某些官员（如已死的张文翰，可适当影射其背后之人）金钱往来的部分线索。这部分，单独封存，附一份密揭，不列入正式案卷。”
韩千山眼中精光一闪：“伯爷的意思是……”
“正式案卷，足以坐实‘江南势力破坏边镇’的指控，但未必能直接钉死沈万金背后的核心人物，更与沈万金之死无关。”
陆铮缓缓道，“而这第二部分密件……是留给有足够分量、且与我们暂无直接冲突的人看的。
比如，司礼监王承恩，比如，首辅李标，甚至……在某些关键时刻，可以‘意外’地让杨岳老帅‘无意间’得知一二。”
这是明代官场高级玩家常用的手段：明面上递交一份合乎程序、能达成基本政治目的的“标准答案”。
暗地里，则通过秘密渠道，向关键的裁判或潜在的盟友，传递更致命、更敏感的信息，施加影响，预留后手，甚至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要挟”或“交易”。
这部分密件，就是陆铮埋下的钉子，也是他应对“并案”风险的反制措施——如果江南方面想借沈万金之死反咬，他不介意让某些大人物知道，沈万金到底是个什么货色，以及他和哪些人有染。
“第三部分，”陆铮继续道，“是我们最核心的、关于龙安府内部工艺流程、讲武堂训练细节、以及韩千山你那套人马运作方式的一切信息，一丝一毫都不能泄露。那是我们的根本。”
分层次、有保留地提交证据，既遵守了朝廷明面上的命令，又保护了核心机密，还预留了暗线博弈的空间。
这是陆铮在规则之内，为自己争取最大主动权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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