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秋，我刚从省城调回雾松市文化局工作。办公室的老陈递给我一支“大生产”，烟卷有些发霉，我捏在手里没点。
“小李，听说你大学念的是历史？正好，档案科那边刚转来一批伪满时期的资料，你去整理整理。”老陈吐着烟圈，眯眼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
我应了声，端着搪瓷缸子往地下室走。雾松市曾是伪满时期的工业重镇，地下档案室堆满了蒙尘的卷宗。潮湿发霉的气味钻进鼻孔，我在最里面的铁架上发现了一本棕皮日记，扉页写着“康德九年，满洲国雾松市警务厅记录”。
翻到第七页，一段记录让我脊背发凉：
“康德九年十月三日，满洲国雾松市官邸维修，西侧水泥柱意外开裂，内现人右手骨，指骨紧攥布条，上书‘反满抗日’。日宪兵队即刻封锁现场，浇筑新水泥。参与工匠十二人次日全部‘调往新京’，再无音讯。”
后面附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水泥裂缝中隐约可见森白指骨。
我盯着那照片，茶缸子没拿稳，热水溅了一腿。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被困在水泥里，动弹不得，只能看着一抹微弱的光从缝隙透进来。有声音在耳边说：“找找我们……”
第二天我早早到单位，想再仔细看看那本日记，却发现它不见了。问老陈，他皱着眉头说：“什么日记？档案科最近没转东西过来啊。小李，是不是地下室呆久了，眼花啦？”
我哑口无言。接下来几天，我跑遍市图书馆、档案馆，甚至拜访了几位研究本地历史的老人，却再找不到任何关于“水泥柱人骨”的记录。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悄悄抹去了这段历史。
周末回家看爷爷，我随口提起这事。爷爷原本眯着眼听收音机，突然坐直了身子。
“雾松官邸那事，”他压低声音，“你打听得这个做啥？”
我顿时来了精神：“爷，您知道？”
爷爷起身锁上门窗，声音更低了：“那是康德年间的事。当时官邸征用中国劳工，有个学生抗议团混了进去，想在水泥里埋反满标语。被发现了，日本人当场把五个学生活活浇进水泥柱里……其中一个，是你太叔公家的儿子，叫陈志远。”
我愣在那里，血脉里有什么东西突然苏醒。
“那之后就邪门了，”爷爷接着说，“官邸夜里总有抓挠声，像是有人从水泥里往外刨。日本人请喇嘛念经、萨满跳神，都不管用。后来有个云游道士说，冤魂困在水泥里，怨气太盛，除非柱毁人出，否则永世不得超生。但日本人第二年就战败投降了，没人敢动那柱子，说是碰了要倒大霉。”
“为什么现在都没人提？”
“提？”爷爷苦笑，“解放后那官邸成了政府办公楼，八十年代改成了文物保护单位。谁敢提里面封着人？不吉利不说，弄不好还扣帽子。再说了……”
爷爷突然收住话头，摆摆手：“都是老黄历了，别瞎打听。对你没好处。”
回到单位，我心里像堵着块水泥。每当走过那座伪满官邸——如今挂上了“雾松市近代建筑艺术馆”的牌子——我总忍不住多看西侧那根柱子几眼。它比别的柱子更粗，表面刷了多层白灰，却仍隐约可见修补痕迹。
一九九四年春，雾松市迎来第一波房地产开发热潮。宏达房地产看中了官邸地块，计划拆掉老建筑，建起二十层的商业中心。
文保部门强烈反对，但开发商老板赵宏达能量很大。报纸上开始出现“保护阻碍发展”的论调，民间也有传言，说官邸闹鬼，拆了也好。
我作为文化局代表，参加拆迁前的评估会。赵宏达亲自到场，四十多岁，西装革履，金表晃眼。
“同志们，雾松要发展，不能总守着老皇历。”赵宏达敲着桌子，“那破楼是伪满遗毒，留着就是耻辱！我们要建的是现代化的购物中心，那才是新中国的气象！”
我忍不住开口：“赵总，历史建筑不仅有艺术价值，更是民族苦难的见证……”
赵宏达直接打断我：“小李同志是吧？年轻人有情怀是好事，但要现实点。市政府已经批准了拆迁计划，下周一就动工。散会！”
他起身就走，我追上去想再争取，却被他保镖推开。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五十年前的日本军官，同样傲慢，同样不可一世。
拆迁前夜，我偷偷溜进官邸。手电光扫过西侧水泥柱，我鬼使神差地拿出小锤，轻轻敲下一块碎片。
突然，一阵刺骨的寒风掠过。我分明听见——水泥深处传来细微的抓挠声。
我吓得连退几步，几乎是连滚带爬地逃出官邸。
第二天拆迁，大型机械轰隆作响。我请了假，远远望着。当挖掘机撞向西侧柱子时，突然熄火。工人们换上破碎锤，奇怪的是，每次锤头接近那根柱子，就会莫名断电。
工头骂骂咧咧，亲自上操作台。一锤下去，水泥柱裂开一道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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