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的老王领我到楼前，眯着眼说：“李干事，这楼旧是旧了点，可结实得很。解放前是个买办资本家的宅子，如今收归国有，组织上看你家里人口简单，又刚调来机关，特意照顾你的。”
我仰头望着那栋灰扑扑的建筑。典型的殖民式样，尖顶拱窗，墙上爬满了枯黄的藤蔓，在秋风里瑟瑟作响。楼是好的，可我听闻过关于它的风言风语——据说原主人死得蹊跷，夜里常有怪声传出。
老王见我迟疑，拍拍我肩膀：“甭听那些个闲话，咱们革命干部，不信这些牛鬼蛇神。”
我点点头。是啊，我是党员，参加过抗美援朝，在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岂会怕这些无稽之谈？
搬进去头一晚，风声鹤唳。
那是个无月的夜晚，我独自在二楼书房整理文件。忽然，一阵若有若无的乐声飘来，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又像是在隔壁房间。我竖起耳朵细听，是爵士乐，那种软绵绵的、资产阶级情调的曲子，小号声婉转悠扬，带着说不出的哀愁。
我提起煤油灯，循声找去。声音是从三楼一个紧锁的房间传来的。我用力推门，锁已锈死，只得作罢。那音乐响了约莫一刻钟，自己停了。
第二天我问左邻右舍，都说没听见什么音乐。街道主任老周暗示我：“李同志，那楼里死过人的，是个旧上海的舞女，后来跟了那买办。听说她最爱听爵士乐，死的时候留声机还转着呢。”
我皱起眉头。我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认定是风声或是隔壁收音机作怪。
可接连三夜，那音乐准时在子夜响起。
第四天，我找来工具，强行撬开了三楼那间房的锁。推开门，灰尘扑面而来。房间里布置奢华，丝绒沙发，波斯地毯，虽已蒙尘，仍看得出往日气派。墙角摆着一台老式留声机，黄铜喇叭如同盛开的喇叭花，黑胶唱片还放在上面。
我上前仔细查看，留声机的发条是松的，不可能自动播放。
当夜，我决定睡在这个房间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在作怪。
深夜，我又被乐声惊醒。这次听得真切，那爵士乐里有个女声在轻轻哼唱，如泣如诉。我猛地坐起，发现留声机竟然在自己转动，喇叭里传出慵懒而又悲伤的旋律。
“谁？”我大喝一声。
音乐戛然而止。房间里静得可怕，只有我的心跳声如擂鼓。
第二天，我向行政处打报告，要求拆除那台留声机。老王劝我：“李干事，那是国家财产，拆了不好交代。要不给你换处房子？”
我拒绝了。这关乎我的原则，我不能向这种不明不白的东西低头。
当晚，我亲手拆毁了留声机的发条装置，看着那些齿轮和弹簧散落一地，心里竟有一丝快意。
那夜，我做了个梦。
梦中一个穿着淡紫色旗袍的女子坐在窗前，背影纤瘦。她缓缓转过身来，面容清秀，约莫二十七八岁，眼角有颗泪痣。
“李先生，”她声音轻柔，带着江南口音，“求您高抬贵手，给我留个念想。”
我怔住了：“你是谁？”
“我叫苏婉如，原是这屋子的主人。”她垂下眼帘，“民国三十七年，我病逝于此，魂魄不得超生，只因还有一桩心愿未了。”
我冷笑：“装神弄鬼！你是哪个反革命分子派来吓唬我的？”
她凄然一笑：“我不过是个可怜人，生前爱听爵士乐，那首《夜来香》是我唯一的寄托。我想念我的故乡上海，想念那段再回不去的时光。”
她说着，眼中流下泪来：“我不害人，只求偶尔能听听那曲子，就当是回一趟家。”
我正要反驳，却醒了。窗外天已微明，我发现自己竟睡在三楼房间的地板上，身边是那台拆毁的留声机。
接下来的日子，我查阅了这栋楼的历史档案。果然，原主人曾是个上海买办，1948年仓皇南逃，他的姨太太苏婉如因病被遗弃在这里，不久后去世，死因不明。
街道上的老人告诉我，苏婉如生前最爱举办沙龙，邀请文人墨客听爵士乐。解放后，这些东西都成了“资产阶级的毒草”。
不知为何，我开始同情起这个女子。我想起在朝鲜战场上的日子，夜深人静时，也会想起家乡的小河、母亲的炊烟。那种对故土的思念，我懂。
一周后的深夜，我鬼使神差地修好了留声机，轻轻放上那张唱片。
《夜来香》的旋律缓缓流淌，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我仿佛看见一个穿着旗袍的女子在房间里翩翩起舞，她的笑容明媚又忧伤。
从那以后，我立下规矩：每周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允许留声机播放一小时。这是我和那个看不见的住客之间的默契。
然而，一九五七年的春天，风云突变。
机关里开展整风运动，有人举报我“在住所播放资产阶级靡靡之音”。我被叫去谈话，组织上要求我彻底清查“洋楼问题”。
那天晚上，我站在留声机前，内心激烈挣扎。销毁它，我就能过关；保留它，可能会毁掉我的政治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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