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的锦州，入了秋，那风就跟小刀子似的，专往人骨头缝里钻。城西老棉纺厂那片家属区，红砖楼都泛了黑，像是被年月用烟火狠狠熏过。韩大爷就一个人住在这么一栋筒子楼的二楼把东头。
房子不大，六十来平，塞满了旧东西。最有年头的，是那台摆在五斗橱上的“红灯”牌老式收音机，木头壳子，蒙着布的喇叭，调台的那个大指针，黄铜的，早就磨得发了暗。这玩意儿，有些年头不响了。
可怪事，就出在这收音机上。
差不多是打去年腊月起，韩大爷那身子骨就不太利索的儿子韩建军，周末过来给他爹收拾屋子，就觉着不对劲。头一回，是听见老爷子迷迷糊糊提了一嘴，说夜里听见唱戏声，咿咿呀呀的，听不真切，还当是做梦。韩建军没往心里去，左邻右舍的，保不齐谁家开半导体呢。
可后来，他留了心。有一个周五，他特意没走，跟老爷子挤了一宿。那天晚上，他睡得正沉，猛地就被一阵动静惊醒了。
不是突然响起的，是那种……像是从极其遥远的地方，一点点挤进这寂静里来的。先是“刺啦刺啦”的电流噪音，断断续续，仿佛接触不良。紧接着，噪音里开始混杂进一点声音，极微弱，飘飘忽忽，像一根将断未断的游丝。
是唱戏的声音。
韩建军一个激灵，汗毛都立起来了。他屏住呼吸，竖着耳朵听。那声音渐渐清晰了些，是个女声，唱的是……二人转？调子悲悲切切的，带着哭腔，词儿听不清，但那韵味，那股子苍凉劲儿，直往人心里钻。信号极不稳定，一会儿好像近在耳边，一会儿又远得像隔了几重山，噪音“沙沙”地打着底，把那唱腔割得支离破碎。
他猛地坐起身，扭头去看床头柜上的闹钟——绿莹莹的荧光指针，正好指着十二点整。
声音的源头，就是那台老“红灯”收音机。
韩建军头皮发麻，心脏“咚咚”擂鼓。他壮着胆子，趿拉着鞋下地，走到五斗橱前。那收音机的木头壳子在朦胧的夜色里泛着幽暗的光。他伸手一摸，后背板冰凉——电源线团成一圈，好好地摆在旁边，根本就没插！
他汗都下来了。手指颤抖着去拧调台的旋钮，那根大黄指针死沉死沉的，纹丝不动。可那咿咿呀呀的戏文，夹杂着令人心烦意乱的噪音，依旧固执地从喇叭里飘出来，在这死寂的午夜房间里，显得格外瘆人。
“爸……”他回头，声音发颤地喊了一声。
炕上的韩大爷不知何时也醒了，靠坐在床头，黑暗中看不清表情，只听得他轻轻“嗯”了一声，然后说：“别动它。”
“这、这怎么回事？闹……闹鬼了？”韩建军嗓子发干。
韩大爷沉默了一会儿，那戏文正唱到一句高腔，虽然失真严重，却透着一股子决绝的凄厉。“是你妈，”老爷子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你妈生前，最爱哼这段《王二姐思夫》。”
韩建军愣住了。他母亲，去世快十年了。是个温婉的锦州女人，年轻时在厂子里文艺队待过，确实爱唱几句二人转。可他母亲嗓子清亮，绝不是收音机里这种掺杂着噪音、幽怨得如同鬼魅的声音。
“瞎说！妈都走多少年了！这收音机插头都没插！”韩建军又怕又急，声音不由得高了起来。他想着厂里保卫科宣传的“破除封建迷信”，想着这玩意儿要是被人知道，指不定传出什么闲话。那年头，这种东西，沾上了就是麻烦。
他第二天就去请了厂里的电工老李来。老李提着工具包，把收音机里里外外查了个遍，连每个焊点都仔细看了，最后一脸困惑地直起身：“老韩大哥，建军，这玩意儿……就是个空壳子。里头几个老电容都干瘪了，线圈也锈了，别说响，它连个屁都放不出来！除非……”老李顿了顿，自己也觉得荒诞，“除非是见鬼了。”
韩建军心里更毛了。他又跑去广播站，找熟人查了那晚午夜左右的电台节目表。结果明明白白，那个时间段，全市所有的电台，包括可能窜进来的外地信号，都没有播放过任何戏曲节目，更别说是信号差成那样的《王二姐思夫》了。
那个不存在的频率，那个无电自响的戏匣子，成了韩家父子之间一个沉默又惊悚的秘密。
韩建军怕，他想着把收音机扔了，或者砸了。可每次他流露出这个意思，一向温和的父亲就会异常固执，甚至发起火来：“不能动！谁也不能动它！”
日子就这么在恐惧和诡异中滑过。韩建军依旧每周来，那午夜戏文也几乎夜夜准时响起。他渐渐发现，父亲韩大爷，不再是单纯地听。他开始跟着那模糊的唱腔，轻轻哼唱那些老词，手指在膝盖上一下一下打着拍子。昏花的老眼里，有时会泛起一点水光，那眼神，是韩建军很多年没见过的，一种近乎温柔的追忆。
有一次，那晚的戏文信号格外的差，噪音几乎完全吞没了唱腔，只剩下一些破碎的音节。韩大爷显得异常焦躁，在炕上翻来覆去，嘴里喃喃：“听不清了……秀英，你大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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