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冬，大庆让胡路区一栋苏联援建时期的老居民楼在风雪中瑟瑟发抖。那楼的外墙剥落得像老人的皮肤，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块。四楼最东头的房间空置三年后，终于迎来了新租客——三十七岁的钳工刘建国。
刘建国离婚两年，从厂子宿舍搬出来，就想找个清静地方重新开始。房东老王收钱时眼神闪烁，只说：“这屋暖和，就是年头久了点，晚上要是听见什么动静，别在意，老房子都这样。”
第一夜，刘建国躺在主卧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听着暖气管道里哗啦啦的水声，迷迷糊糊刚要睡着，就听见墙里传来一阵呼噜声。
那声音清晰得很，不像隔墙传来，倒像是有人并排躺在同一张床上打鼾。呼——哧——呼——哧——节奏平稳绵长，像个累了一天的汉子睡得正沉。刘建国猛地坐起，声音停了。他躺下，不到五分钟，鼾声又起。
“隔壁的睡觉真够沉的。”他嘟囔一句，翻个身用枕头捂住耳朵。
连续七天，夜夜如此。第八天深夜，刘建国终于忍不住，抬手敲了敲墙壁：“兄弟，小点声！”
鼾声戛然而止。
可等他刚有点睡意，那声音又回来了，这次似乎更近了点，仿佛那人转了个身，脸正对着他这侧的墙壁。
刘建国去敲了隔壁的门。开门的是一对七十多岁的老夫妇，耳背得厉害，老爷子每晚八点准时上床，一觉到天亮，从不起夜。老太婆撩起毛衣让刘建国看：“你听，我这肺气肿，喘气都费劲，还能打那么响的呼噜？”
楼下的单身女人养着三只猫，楼上的小夫妻刚生完孩子，夜里孩子哭闹不断，但都赌咒发誓没打过那么响的鼾声。
事情开始往邪乎处发展。
第十夜，刘建国清晰地听见墙里不仅有呼噜声，还有磨牙声，咯咯咯的，像老鼠在啃木头。紧接着是含糊的梦话，东北口音，嘟囔着“交班了……该我了……”之类的话。
他打开手机录音，第二天放给车间老班长听。老班长听完脸色变了：“建国，这声儿不对。你听这频率，不像活人的呼吸。”
“啥意思？”
“早些年咱这矿区出事，人埋井下，救出来时有的还有口气，那呼吸声就这样，沉得很，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老班长压低声音，“你这房子在哪儿？是不是红旗街那片的？”
刘建国点头。
老班长不说话了，半晌才道：“九三年，那片楼出过事。有个建筑队的，喝多了掉进水泥搅拌机，等发现时已经跟混凝土凝一块儿了。都说那栋楼分材料时，有块水泥板正好用在他出事的搅拌机里……”
刘建国听得脊背发凉。
那天夜里，他买了瓶老白干，就着一碟花生米喝到半夜。酒壮怂人胆，当鼾声再次响起时，他抄起榔头，对着墙壁就是三下。
咚！咚！咚！
呼噜声停了。墙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有人在被窝里翻身，床板吱呀作响。然后是一声长长的、满足的叹息，仿佛那“人”被吵醒后调整姿势，又沉沉睡去。
刘建国瘫坐在地上，酒全醒了。他能感觉到，墙里的东西知道他在这儿，甚至可能正隔着墙壁“看”着他。
第二天，他找到房东老王，要退租。老王搓着手：“押金不退的，合同写着的。”
“这屋闹鬼！”
“啥鬼不鬼的，老房子有响动正常。”老王眼神躲闪，“这样，我给你减五十块月租。”
刘建国看着存折上可怜的数字，想起前妻离婚时说的“连个自己的窝都没有”，咬了咬牙：“我自己解决。”
他去五金店买了锤子、凿子、撬棍。既然退不了，那就弄个明白。工友们都劝他别犯傻，老楼的承重墙动不得。但刘建国心里憋着一股气——对生活的气，对自己的气，对这莫名其妙纠缠的气。
动手那天是周六上午，阳光很好，照进屋里却暖不起来。刘建国先敲遍了整面墙，终于在床头位置，听出一块声音特别空的地方。他画了个一尺见方的框，深吸一口气，一锤砸了下去。
第一层石灰板碎了，露出里面发黄的保温层。保温材料已经板结，散发着一股陈年的霉味。他扯掉那些纤维，后面是红砖。砖缝的水泥有些松，他一块一块撬。
当撬到第五块砖时，锤子突然砸了个空——墙里是空的。
一股冷风从洞里涌出，带着地下室的潮湿味和一种难以形容的甜腥气。刘建国打开手电筒往里照。
光照到了一团蜷缩的影子。
他浑身汗毛倒竖，发疯似的扒开周围的砖块。洞口扩大到足够大时，他看清了——那是一个蜷缩侧卧的人形，裹在已经朽烂的棉絮里。皮肤紧贴骨骼，呈深褐色，像风干的腊肉。眼睛的部位是两个深洞，但嘴巴微张，仿佛还在呼吸。最诡异的是它的姿势，完全是熟睡中人的自然蜷缩，一只手枕在脸下，另一只手搭在胸前。
刘建国倒退三步，腿一软坐在地上。他忽然明白了那些呼噜声、磨牙声、梦话声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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