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四年冬，沈阳铁西区一处老工人村，风像刀子似的，专拣人骨头缝里钻。空气里有煤烟子味儿，也有死亡那特有的、冷冰冰的甜腥气。老陈家正办白事，灵堂就设在逼仄的客厅里。陈建国蹲在火盆边，纸钱灰烬跟着窜起的火苗打旋，粘在他发茬短短的头顶，像一夜急出来的白发。
父亲陈师傅那张放大的黑白遗像，在惨白挽联中间挂着，目光越过所有人的头顶，不知看向哪里。相框玻璃冷硬，反着灯泡昏黄的光。守灵到第三夜，亲戚们都熬不住，在里屋挤着打盹，只剩建国一个人。万籁俱寂时，他听见一种极细微的“嗤嗤”声，像烧红的铁淬水，又像春蚕在暗夜里啃食桑叶。
他抬起头。
这一抬头，魂儿差点从顶梁骨飞出去。相片上，父亲眼角下方，正缓缓渗出一道暗红色的痕，浓稠得像化开的糖稀，顺着玻璃内侧蜿蜒而下，在下方积成小小一洼。那颜色，建国认得，是父亲肺切掉半边后，咳在搪瓷缸里怎么也冲不淡的锈色。他腿肚子转筋，想喊，喉咙却像被那血痕堵住了，只发出“嗬嗬”的气音。一股冰冷的、铁锈混着旧棉絮的诡异气味，不讲道理地钻进他鼻腔。
他连滚带爬找来抹布，手抖得握不住。玻璃冰凉，触手却是一种怪异的粘腻。他胡乱擦拭，那血痕被抹开，糊了一片，可刚转过身，一股新的、更鲜亮的红色，又从相纸里泪泪地涌出来，速度更快，仿佛底下有个泉眼。几乎同时，一种声音从客厅角落那口深紫红的棺材里传出来——
“喀啦…喀啦…喀…”
是指甲刮过硬木的声音，一下，又一下，缓慢，滞涩，却带着股不容置疑的劲儿，从棺材板内壁透出来。那声音刺得人牙根发酸，脑仁跟着一跳一跳地疼。建国僵在原地，血都凉了。东北老话讲，棺材响动，是大凶之兆，要么是死者有滔天冤屈，要么是舍不得阳世，不肯走。可他爹一个退了休、病死的钳工，能有什么冤屈？
里屋传来翻身和含糊的梦呓。建国猛地惊醒，不能让人知道！他扑到棺材边，手掌死死抵住冰冷的棺盖，仿佛能压住里面的动静。刮擦声停了片刻，接着，变成沉闷的“咚…咚…”撞击声，好像里面的人正用头或肩膀，一下下撞着棺木。每一声，都撞在建国的心口上。他想起父亲最后的日子，瘦成一把骨头，躺在医院，抓着他的手，眼睛望着天花板上的霉斑，嘴里反复咕哝几个含糊的音节。他当时心烦意乱，只当是疼糊涂了，从未细听。
撞声越来越急，夹杂着类似动物呜咽的、被木板阻隔的闷响。建国背上的冷汗，湿透了孝服里头的毛衣，冰凉地贴在皮肤上。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听来的“铁西鬼楼”传闻，说那里头的人，睡梦里会莫名其妙换了地方。此刻他觉得自己就像那些传闻里的住户，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生生拖进了另一个无法理解的、黏稠而恐怖的世界。父亲一辈子老实巴交，活得像个影子，难道死了，反倒要弄出这般骇人的动静？
“爹…” 他哑着嗓子，对着棺材，又像是朝着那流泪的相片，“…你是不是…有啥事放不下？”
话一出口，刮擦和撞击声，戛然而止。
灵堂陷入死寂，只有火盆里最后一角纸钱，挣扎着吐出一点幽蓝的火苗，旋即熄灭。黑暗和寒冷瞬间吞没了一切。建国腿一软，瘫坐在棺材旁的水泥地上，指尖碰到一摊冰冷滑腻的东西——是刚才擦拭相框时，滴落在地上的血泪。他胃里一阵翻搅。
后半夜，再无人声。可建国知道，没完。父亲的魂，被什么东西绊住了，就困在这几十平米的屋子里，困在这口棺材和这张相片之间。民间说，这叫“恋尸”，是不祥的，会祸及子孙。他想起更久远的传说，辽东地带古早的萨满能走阴通灵，为亡魂平息怨念，引路归阴。可这年月，哪里去找萨满？
天亮后，帮忙的亲戚陆续醒来，灵堂里一切如常。阳光照在相框玻璃上，明亮晃眼，那血痕无影无踪，仿佛昨夜只是建国极度疲惫下的噩梦。只有他自己知道不是。他借着摆放供果的机会，指尖快速抹过相框下方——一丝几乎察觉不到的、糖浆般的粘性，残留在他指腹。棺材厚重安静，可他不敢再看。
白天的丧仪按部就班，唢呐吹得震天响，亲戚的哭声真假参半。建国像个木偶，叩头，还礼，眼神却总不由自主地飘向父亲的遗像。相片上的父亲，嘴角那抹他熟悉的、略带苦味的纹路，在缭绕的香烟后面，似乎变得有些异样，像是在…凝固的沉默中，酝酿着更深的诉说。
第二天夜里，建国不敢合眼。他把自己钉在火盆前的椅子上，眼睛瞪得生疼。时间像冻住的猪油，缓慢爬行。子时一过，那“嗤嗤”声果然又来了。这次，血泪不是一道，而是两道，从双眼涌出，在玻璃上淌成两条刺目的红河。棺材里的抓挠声也变了，不再是盲目的刮擦，而是有节奏的、仿佛在抠挖某个特定位置：“笃、笃笃、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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