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冬，小兴安岭雪下得比往年都大。天擦黑时，勘探队员李卫国就觉出不对——他刚才一时尿急离开队伍，钻了片林子，回头便找不到来路。指南针像喝醉似的乱转，来时的脚印转瞬就被风雪抹平。
夜里九点，风雪更大了，李卫国已分不清东南西北，只觉得棉衣里的最后一丝热气正被抽走。就在他以为自己真要埋骨林海时，远处隐约透出一豆昏黄的灯火。
他连滚带爬扑到那木屋前。屋是典型的东北林区老房，原木垒的墙，油毡盖的顶。奇怪的是，窗纸破了几处，但透出的灯光却稳定得不像煤油灯，倒像通了电似的。
“有人吗？”李卫国拍门，声音在风雪中微弱得可怜。
门开了条缝，露出一张布满沟壑的老汉的脸。那脸在灯光下黄得异样，像陈年的黄表纸。“进来吧，快。”老汉声音嘶哑。
屋里意外暖和，炕火烧得正旺，空气里有股淡淡的松木香和霉味混杂的气息。炕边坐着个老太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靛蓝棉袄，正纳鞋底。她抬头笑了笑，露出一口整齐得过分的牙。
“冻坏了吧？上炕暖和暖和。”老太太的声音温软，带着地道的林场口音。
李卫国连声道谢，脱了冰壳子似的外套。老汉拿来条灰扑扑的毛巾，让他擦脸。毛巾触感粗糙，却有一股樟脑和阳光晒过的味道，这让李卫国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些。
“咋这天气还在外头？”老汉问，往炕灶里添了块木头。木头烧着的声音噼啪作响，火星子溅出来。
李卫国说了迷路的经过。老太太放下鞋底，起身去灶台，舀水，切姜，动作慢而稳。“这林子里，晚上可不敢乱走。”她背对着他说，“早些年，伐木队有个后生，也是这么个风雪夜没回来。后来开春雪化了，才在二道沟子找见，人都冻硬了，怀里还抱着一截树杈子，当是媳妇呢。”
屋里忽然安静了，只听见风声在屋外呼啸。李卫国后颈的汗毛竖了起来。老汉咳了一声，瞪了老太太一眼：“净说这些！去，姜汤多搁点红糖。”
老太太笑了笑，没接话。李卫国注意到，老太太走路时几乎没声音，棉裤腿摩擦的簌簌声也听不见。
喝下热姜汤，李卫国浑身舒坦多了。老太太铺了炕，被褥虽然旧，却干净，有股好闻的皂角味。“早些睡，明儿雪停了，我让老头子送你出去。”老太太替他掖了掖被角，她的手碰到李卫国的额头，冰凉。
李卫国躺在炕上，听着老两口在灶间低声说话。话听不真切，只偶尔捕捉到几个词：“……能看见咱们……”“……可怜见的……”“……天亮前……”他太累了，眼皮沉得抬不起，渐渐睡去。
半夜，李卫国被一阵细微的声音惊醒。不是风声，是说话声。他眯眼看去，老汉和老太太坐在炕沿，正对着他，一动不动。煤油灯已熄了，但屋里并不暗——月光透过破窗纸照进来，给两老的身影镀上一层惨白。
“这后生，像咱家小柱子。”老太太说，声音干涩。
“嗯，鼻子像。”老汉应道。
“小柱子要是活着，也该这么大了吧？”
“四十二了。”
“四十二年啦……”
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变成模糊的絮语。李卫国浑身僵硬，连呼吸都屏住了。他终于注意到，月光下，老太太纳鞋底的手根本没有动——她只是保持着那个姿势。而老汉添柴的手，空空如也，却做着重复的动作。
恐惧像冰水，从脚底漫上来。李卫国想动，却发现身体不听使唤。他眼睁睁看着两老慢慢转过头，对他露出微笑。那笑容在月光下，温柔得令人毛骨悚然。
然后，两老的身影渐渐淡去，像融进月光里。屋里只剩下他一个人，还有越来越冷的空气。
李卫国不知何时又昏睡过去。再睁眼时，天已大亮。雪停了，阳光从破损的屋顶直射下来，刺得他眼睛生疼。
他坐起身，愣住了。
屋顶有一半已经坍塌，露出灰蒙蒙的天空。墙壁斑驳，结着厚厚的冰霜。炕上的被褥变成了破败的棉絮，而他身上盖的，是一件早已朽烂的军大衣。最可怕的是，炕的另一头，两具枯骨相拥而卧，身上覆盖着残存的靛蓝布片和灰布棉袄。
李卫国尖叫一声滚下炕。炕洞冰冷，昨夜的余烬不过是积年的冷灰。屋里到处是积雪和断木，门窗歪斜，哪有昨夜温暖整洁的模样？
他连滚带爬冲出木屋，在雪地里狂奔，直到遇见寻找他的勘探队员。
后来，在林场档案室，李卫国查到一段记录：1950年冬，林场工人张大山夫妇为寻找进山采药未归的独子，冒着暴风雪入山，再未归来。次年春，搜救队在废弃的看林屋里发现两具相拥的遗体，据推测，他们是在那个风雪夜冻死的。他们的儿子，那个叫“小柱子”的年轻人，其实早在1948年就死于山洪，只是消息传到林场时，已是半年后。
老档案员合上卷宗，轻声说：“那年月，这样的事多了。林子里，总有些放不下的念想。”
李卫国再也没进过那片林子。只是每年冬天第一场雪时，他总会想起那夜的温暖姜汤，那床带着皂角香的被褥，还有那对在月光下守望的老夫妇。他终于明白，最深的恐惧不是鬼怪，而是那份穿越生死、无法安息的牵挂。而最温暖的，或许也正是这份牵挂，让两个早已离世的人，在风雪夜为迷路的陌生人，亮起一盏归家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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