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成蹲在路边，烟头在嘴唇上抖。
农历七月十四的夜，没有月亮。道边的杨树像一排烧焦的骨头架子，叶子哗啦啦响，响得人心底发毛。他脚下是个蛇皮袋子，里头装着刀纸和一只公鸡。公鸡不叫唤，从出城到现在就不叫唤，缩在袋子底，眼珠子通红，像两粒熟透的花椒。
老人说，三岔路口是阴阳路。东南西北都通，哪边来的都接着。
马成今年四十一，三年前从沈阳城里出来时，皮包里还揣着三千块钱。如今连皮包都卖了。媳妇把结婚证撕了，扔在他脸上，说马成你是个废物。他捡起来，一片一片对好，压在枕头底下。那枕头半个月没睡过人——他睡沙发。
烟烧到手指，他才回过神。
远处传来狗叫，一声一声，叫到第七声突然断了，像被人掐住脖子。马成头皮一紧，手里的烟头掉在地上，溅起几点火星。他抬头看，三岔路口起了雾。
那雾不是从地面升起来的，是从半空往下压，像谁在天上筛面粉。雾里头有影子，一个一个，立着不动。马成眨眨眼，影子没了。再眨，又有了。他想跑，腿却不听使唤——两条腿像灌了铅，膝盖里头嘎巴响。
“来都来了。”
他听见自己说话，声音不像自己的，像从别人嘴里借来的。
划火柴，点纸钱。火苗蹿起来，是蓝的。蓝火不烤人，马成伸手去试，指尖凉飕飕，像伸进井水里。纸灰往上飘，飘到一人高，突然横着飞，往三岔路口正中飞。飞着飞着，就没了。
公鸡在袋子里动了一下。
马成解开袋子口，公鸡窜出来，没跑。它站在地上，脖子一伸一缩，对着雾里叫了一声。那声音不像鸡叫，像婴儿哭。
雾就散了。
雾散处，露出一个集市。
灰蒙蒙的集市，棚子歪歪扭扭，摊子上摆着东西，看不真切。有人在走动，走得很慢，像在水底下走。马成竖起耳朵听，听不见脚步声，听不见说话声，什么都听不见——连自己的心跳都听不见了。
他低头看胸口，胸口还在起伏，可心跳声没了。
一个老太婆站在最近的摊子后头，穿着藏青大襟袄，头发梳得光溜溜，在脑后挽个纂儿。她脸上没皱纹，可马成知道她老——那种老法，是骨子里的老，像老榆树皮那种老。她朝他招手，手指头像五根干柴。
马成走过去。腿轻了，脚底下没根，像踩着棉花垛。
摊子上摆着碗。破碗，豁口碗，碗底有裂纹的碗。老太婆指指公鸡，又指指碗。
“换？”
马成张嘴，发出声音。声音是有的，可听不见，像被人捂住了耳朵说话。老太婆点点头，把碗推过来，又指指公鸡。
公鸡蹲在地上，红冠子耷拉着，眼珠子不再通红，变成了灰色。
马成把公鸡拎起来，放在摊子上。公鸡不动。老太婆伸手摸摸鸡冠，鸡就倒了，像一摊泥倒在摊子上，羽毛塌下去，眼珠子闭上。
她把碗塞进马成手里。
那碗冰凉。不是一般的凉，是往骨头里渗的那种凉。马成低头看，碗底有花纹，像几条鱼，又像几个字，看不清。他抬头想问，老太婆没了。摊子没了。集市没了。
三岔路口还是三岔路口。雾散了。月亮出来了。
马成站在路边，手里攥着个破碗。
回家路上，他把碗揣在怀里。碗贴着肉，凉气往里钻，钻得他打哆嗦。可进了城，凉气就没了，碗开始发热。热得不厉害，像刚出锅的窝头，温温的，贴着心口。
第二天，有人敲门。
债主。马成欠他八万，还了两万，剩下六万说好年底还。债主进门没骂人，坐下抽烟，抽了三根，说：马成，我那笔账，公司说抵税用，你不用还了。
马成愣住。
债主走的时候拍拍他肩膀：你运气来了。
真是运气来了。第三天，三个月没开张的生意，来个客户，定金二十万。第五天，另一笔烂账要回来了。第十天，新订单排到年底。马成租了办公室，招了人，换了车，搬了新家。
搬家那天晚上，他找那个碗。找不着。
媳妇说，什么碗？没见着。
马成没在意。生意忙着呢。
两个月后，他发现自己丢了块表。
那块表是丈母娘送的，不值钱，可戴了十年。他记得放在床头柜上，没了。媳妇说，你自己乱放，找找。找了，没有。
三个月后，丢了沙发。
真皮沙发，新买的，一万八。早上还在，晚上下班回来，客厅空了。媳妇说，不知道啊，我在厨房做饭，没听见动静。马成报了警，警察来看了，说没撬门痕迹，怪事。
警察走了，马成坐在餐厅地上抽烟。抽着抽着，他想起那个碗。
他翻箱倒柜地找，把新家翻了个底朝天。没有。
后来就习惯了。
每赚一笔钱，家里丢一样东西。赚三十万，丢了电视。赚五十万，丢了床。赚八十万，丢了冰箱。丢东西的时候没人看见，没动静，没痕迹。就像那东西本来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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