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一九九六年的冬天,吉林那地界儿冷得邪乎。老话讲“腊七腊八,冻掉下巴”,那年还没到腊月,寒气就把人下巴颏子冻得梆硬。
靠山屯东头第二间土坯房里,张桂芳正往灶膛里添柴火。男人去年秋天在采石场被哑炮崩没了,扔下她和六岁的儿子栓儿。日子还得过,她得把这顿饭做熟,明儿个栓儿还要去邻村上学。
外头的大烟炮刮得呜呜叫,把窗户纸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瘪下去又鼓起来。灶膛里的火光映在她脸上,照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子。锅里炖的是土豆干儿,就着盐粒子,连个油花都看不见。
就在她起身要去拿酸菜的时候,灶坑里突然滚出个东西来。
拳头大小,圆滚滚的,滴溜溜在地上转,跟小孩玩的琉璃弹子似的。可它不发光,发的是绿光,幽幽的,冷冷的,把半间厨房都映得跟水底一样。那光不像火,倒像冬天趴在坟头上的鬼火,盯你一眼,骨头缝里往外渗凉气。
张桂芳手里的烧火棍“啪嗒”掉在地上。
那火球还在转,转得不紧不慢,绿光忽明忽暗,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头一呼一吸。她想起老辈人讲的——黄皮子讨封,狐狸借火,夜里见着圆滚滚、冒绿光的东西,千万别拿正眼瞧。
可她瞧了。
那火球转着转着,竟停住了,像是也在瞧她。张桂芳后脊梁的汗毛一根根竖起来,头皮发麻,麻得针扎似的。她想喊,嗓子眼像被什么东西堵住,喊不出声。她想跑,两条腿像灌了铅,挪不动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就是一眨眼的工夫,她猛地抓起地上的烧火棍,闭着眼往前一拨。
烧火棍碰到那火球的一刹那,她听见一声——不是叫唤,是笑,尖细尖细的,跟老鼠咬木头似的,“吱吱吱”,又像小孩憋着嗓子学鬼叫。她睁开眼,火球滚到墙角,一闪,没了。
锅里的土豆干儿咕嘟咕嘟冒着泡,灶膛里的柴火烧得噼啪响,外头的大烟炮还在刮。一切跟刚才一样,又都不一样了。
那晚上,张桂芳搂着栓儿翻来覆去睡不着。她把窗户门都闩得死死的,又顶了根木头杠子。栓儿问她咋了,她说不咋,睡觉。
睡到后半夜,鸡叫了。
不是打鸣那种叫,是杀鸡那种叫,扑棱着翅膀,嘎嘎嘎,一声接一声,叫得人心里发毛。张桂芳披上棉袄冲出去,鸡窝门闩得好好的,她打开门一看,血。
鸡窝里躺着一地死鸡,十二只,还剩六只活的缩在角落里打哆嗦。死的那些脖子上都有两个小窟窿,血还没凝,温乎的,像是什么东西咬的。不是黄鼠狼,黄鼠狼咬鸡吃鸡,不会这么齐整地咬脖子,一口一个,跟摆着玩儿似的。
屯里老人说,这是“借寿”。有些东西修不到正果,就要借活物的精气。鸡鸭鹅狗,一步一步往上借,借够了,就能化形。那火球往灶坑里滚,是看上了她家这口热乎气。
张桂芳把死鸡收拾了,褪了毛,炖了一锅。栓儿吃得香,她一口咽不下去。她总觉得那绿光还在墙角里头,躲在暗处,盯着她,盯着栓儿。
第三天夜里,栓儿发烧了。
烧得说胡话,一会儿喊妈,一会儿喊冷,一会儿又笑,笑的声儿跟那天晚上听见的一模一样,“吱吱吱”。张桂芳抱着他,一摸脑门子,烫得能烙饼。她半夜三更抱着孩子往村医家跑,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摔了跟头爬起来,爬起来再摔。
村医说是吓着了,给开了安神的药。往回走的路上,栓儿趴在她背上,迷迷糊糊说了一句:“妈,有个绿眼珠的小人儿,蹲在咱家灶台上,说他要当我弟弟。”
张桂芳心里咯噔一下,手一哆嗦,差点把栓儿摔了。
她把栓儿裹得更紧,闷头往家走。大烟炮还在刮,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她一边走一边在心里骂:你个小兔崽子,老娘男人都让阎王爷收走了,就剩这么个命根子,你还想祸害?做梦!
回到家,她把栓儿放炕上,盖上两床被子,又从灶膛里掏出一把草木灰,绕着炕沿撒了一圈。老辈人说,草木灰是灶王爷的,能辟邪。
她守着栓儿坐到天亮。灶膛里的火早就灭了,可她总觉得有个绿光在里头闪,一闪一闪的,跟眨眼睛似的。
第五天,栓儿好了。烧退了,人也精神了,该吃吃该喝喝。张桂芳又去灶膛烧火做饭,刚把柴火塞进去,灶坑里头“呼”的一声,火苗蹿得老高,差点燎着她眉毛。
从那以后,她家灶火格外旺,做出来的饭格外香。别人家炖一锅土豆干儿就是土豆干儿味儿,她家炖出来的,隔着二里地都能闻见香味。屯里人都说张桂芳手艺长进了,她嘴上应着,心里明白——那不是她的手艺。
有些东西,赶不走,就住下了。只要你不怕它,它也拿你没法子。
后来有人问她:那到底是啥?
她往灶膛里添了根柴火,火光映在脸上,还是那么暖和。她说:“我哪知道。我就知道,我得把栓儿拉扯大。”
灶膛里噼啪响了两声,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头笑,又像是没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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