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一九九六年的冬天，吉林那地界儿冷得邪乎。老话讲“腊七腊八，冻掉下巴”，那年还没到腊月，寒气就把人下巴颏子冻得梆硬。
靠山屯东头第二间土坯房里，张桂芳正往灶膛里添柴火。男人去年秋天在采石场被哑炮崩没了，扔下她和六岁的儿子栓儿。日子还得过，她得把这顿饭做熟，明儿个栓儿还要去邻村上学。
外头的大烟炮刮得呜呜叫，把窗户纸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瘪下去又鼓起来。灶膛里的火光映在她脸上，照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子。锅里炖的是土豆干儿，就着盐粒子，连个油花都看不见。
就在她起身要去拿酸菜的时候，灶坑里突然滚出个东西来。
拳头大小，圆滚滚的，滴溜溜在地上转，跟小孩玩的琉璃弹子似的。可它不发光，发的是绿光，幽幽的，冷冷的，把半间厨房都映得跟水底一样。那光不像火，倒像冬天趴在坟头上的鬼火，盯你一眼，骨头缝里往外渗凉气。
张桂芳手里的烧火棍“啪嗒”掉在地上。
那火球还在转，转得不紧不慢，绿光忽明忽暗，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头一呼一吸。她想起老辈人讲的——黄皮子讨封，狐狸借火，夜里见着圆滚滚、冒绿光的东西，千万别拿正眼瞧。
可她瞧了。
那火球转着转着，竟停住了，像是也在瞧她。张桂芳后脊梁的汗毛一根根竖起来，头皮发麻，麻得针扎似的。她想喊，嗓子眼像被什么东西堵住，喊不出声。她想跑，两条腿像灌了铅，挪不动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就是一眨眼的工夫，她猛地抓起地上的烧火棍，闭着眼往前一拨。
烧火棍碰到那火球的一刹那，她听见一声——不是叫唤，是笑，尖细尖细的，跟老鼠咬木头似的，“吱吱吱”，又像小孩憋着嗓子学鬼叫。她睁开眼，火球滚到墙角，一闪，没了。
锅里的土豆干儿咕嘟咕嘟冒着泡，灶膛里的柴火烧得噼啪响，外头的大烟炮还在刮。一切跟刚才一样，又都不一样了。
那晚上，张桂芳搂着栓儿翻来覆去睡不着。她把窗户门都闩得死死的，又顶了根木头杠子。栓儿问她咋了，她说不咋，睡觉。
睡到后半夜，鸡叫了。
不是打鸣那种叫，是杀鸡那种叫，扑棱着翅膀，嘎嘎嘎，一声接一声，叫得人心里发毛。张桂芳披上棉袄冲出去，鸡窝门闩得好好的，她打开门一看，血。
鸡窝里躺着一地死鸡，十二只，还剩六只活的缩在角落里打哆嗦。死的那些脖子上都有两个小窟窿，血还没凝，温乎的，像是什么东西咬的。不是黄鼠狼，黄鼠狼咬鸡吃鸡，不会这么齐整地咬脖子，一口一个，跟摆着玩儿似的。
屯里老人说，这是“借寿”。有些东西修不到正果，就要借活物的精气。鸡鸭鹅狗，一步一步往上借，借够了，就能化形。那火球往灶坑里滚，是看上了她家这口热乎气。
张桂芳把死鸡收拾了，褪了毛，炖了一锅。栓儿吃得香，她一口咽不下去。她总觉得那绿光还在墙角里头，躲在暗处，盯着她，盯着栓儿。
第三天夜里，栓儿发烧了。
烧得说胡话，一会儿喊妈，一会儿喊冷，一会儿又笑，笑的声儿跟那天晚上听见的一模一样，“吱吱吱”。张桂芳抱着他，一摸脑门子，烫得能烙饼。她半夜三更抱着孩子往村医家跑，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摔了跟头爬起来，爬起来再摔。
村医说是吓着了，给开了安神的药。往回走的路上，栓儿趴在她背上，迷迷糊糊说了一句：“妈，有个绿眼珠的小人儿，蹲在咱家灶台上，说他要当我弟弟。”
张桂芳心里咯噔一下，手一哆嗦，差点把栓儿摔了。
她把栓儿裹得更紧，闷头往家走。大烟炮还在刮，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她一边走一边在心里骂：你个小兔崽子，老娘男人都让阎王爷收走了，就剩这么个命根子，你还想祸害？做梦！
回到家，她把栓儿放炕上，盖上两床被子，又从灶膛里掏出一把草木灰，绕着炕沿撒了一圈。老辈人说，草木灰是灶王爷的，能辟邪。
她守着栓儿坐到天亮。灶膛里的火早就灭了，可她总觉得有个绿光在里头闪，一闪一闪的，跟眨眼睛似的。
第五天，栓儿好了。烧退了，人也精神了，该吃吃该喝喝。张桂芳又去灶膛烧火做饭，刚把柴火塞进去，灶坑里头“呼”的一声，火苗蹿得老高，差点燎着她眉毛。
从那以后，她家灶火格外旺，做出来的饭格外香。别人家炖一锅土豆干儿就是土豆干儿味儿，她家炖出来的，隔着二里地都能闻见香味。屯里人都说张桂芳手艺长进了，她嘴上应着，心里明白——那不是她的手艺。
有些东西，赶不走，就住下了。只要你不怕它，它也拿你没法子。
后来有人问她：那到底是啥？
她往灶膛里添了根柴火，火光映在脸上，还是那么暖和。她说：“我哪知道。我就知道，我得把栓儿拉扯大。”
灶膛里噼啪响了两声，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头笑，又像是没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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