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仆寺究竟还有无用处？朱由检心中并无答案。然而每年近百万两的固定开支，外加数额巨大的购马专项款，肯定是打了水漂了。
早在崇祯三年，他曾一时兴起，派王承恩前往京师附近的太仆寺直属养马场巡察。那座号称专司育种驯养的官办马场，理应是骏马成群、草场丰茂的景象。然而三日后回宫复命的王承恩，却带回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实情：偌大的马场里仅有三匹老瘦病马，而领俸的官吏差役名册上竟列着三百余人。光是品级不同的监正就有二十多位，平日不见人影，唯领俸考绩时才现身。真正与马匹打交道的，唯有一个铡草的老军户。
三匹马，三百零七人——这荒唐至极的场面让朱由检既好气又好笑。但他深知，与驿站问题相同，这些机构牵扯着无数家庭的生计。若贸然裁撤，那些依靠微薄俸禄养家糊口的底层官吏将无以为生。因此，尽管明知太仆寺系统糜烂，朱由检仍不得不维持其运转，继续从国库拨发银两。
所幸的是，自崇祯九年以来，国库状况已大为改观。不仅实现了近百万元的岁末结余，更通过向欧洲国家贷款，获得了近千万两白银的资金注入。此时的崇祯皇帝，早已不是崇祯二年初来乍到时，面对七百万两赤字一筹莫展的困顿模样。
既然财政压力缓解，朱由检更不急于大刀阔斧地裁撤机构，而是决定采取渐进式的改革策略。他计划从北直隶开始试点，逐步整顿马政体系。
次日清晨，乾清宫内。
朱由检特地召见了孙传庭、卢象升，以及他们麾下的两位养马专家——杨廷凯和李牧。皇帝特意让两位将领退居次位，将问话的重点放在两位实际操持马政的专员身上。
杨廷凯率先陈述：“陛下，若要从头建立马政，首重选址。草场需择水草丰美之处，地势要平坦开阔，附近要有活水源。每百匹马至少需配五名经验丰富的马夫，这些人不仅要懂得喂养、梳洗、遛马等日常照料，更要能识别马匹的常见病症。”
李牧接着补充：“种马挑选更是重中之重。臣观此次引进的欧罗巴马匹，虽体型高大，但未必完全适应北直隶的水土。当务之急是挑选其中体格强健、适应性强的作为种马，与本地蒙古马进行杂交改良。如此经过三代选育，方能得到既保留外来马种优势，又适应本地环境的优良战马。”
朱由检听得入神，不时颔首表示赞同。杨廷凯见状继续进言：“马政非一朝一夕之功。臣以为应当设立三年规划：首年夯实基础，建立马场、选拔人员、培育草场；次年扩大规模，进行系统配种；第三年方可初见成效。期间需建立详细的档案，记录每匹马的血统、生长状况和配种记录。”
“更重要的是，”李牧语气凝重地补充道，“必须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个马场设立一名主管，直接向陛下负责。所有开支明细每月造册上报，马匹数量每季清点。如此方能避免重蹈太仆寺之覆辙。”
朱由检端坐御座之上，面上保持着威严的沉静，心中却早已迷雾重重。杨廷凯与李牧口中蹦出的一个个专业术语，于他而言犹如天书。杂交改良？既引进良种，为何不保持血统纯正？三年育种？战事迫在眉睫，何来三年光阴徐徐图之？五人管一匹马？这岂不是比太仆寺那三百人管三马还要靡费？
朱由检始终秉持着一个难得的优点：绝不妄加干预专业性极强的技术领域。自崇祯二年以来，他便确立了朕给钱粮，臣办实务的治理模式，这已成为他理政的首选之道。
此刻，尽管对马政的具体细节一知半解，他依然表现得成竹在胸，微微颔首道：既然二位深谙马政之道，那便依你们所议。他稍作停顿，提高声调：杨廷凯、李牧听旨。
二人应声跪地，屏息以待。
特授二位参将之职，专司马政事宜。所需钱粮可经由建斗、伯雅转呈。若他二人不在，准你们直奏御前。
这番旨意，着实让杨廷凯与李牧浑身一震，几乎难以置信。参将乃是正三品实职武官，这意味着他们从此跻身高级将领之列，更获得了专折奏事的特权。最令人震撼的是，陛下竟将关乎国本的马政大权全权相托，还特许钱粮事宜可直达天听。
浩荡皇恩与千钧重担同时压下，让这两位原本地位不高的技术官员激动得面色潮红，眼眶湿润。他们伏地的身躯微微颤抖，并非出于畏惧，而是源于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激动与惶恐。
杨廷凯将额头紧贴地板，声音哽咽：臣……杨廷凯叩谢天恩！陛下以国士相待，臣必以性命相报！马政若不得成，臣无颜立于天地之间，甘受军法处置！
一旁的李牧更是激动难抑，重重叩首后抬头，额前已见微红：陛下！臣李牧本是一介鄙野之人，唯懂相马饲马之术，竟蒙陛下如此信任！臣此生别无他念，唯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若负圣恩，天地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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