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战便损兵折将的阿济格与阿巴泰，面对明军坚城利炮，只得无奈下令全军后撤五里扎营，与明军遥遥对峙。
然而，新的困境接踵而至——最近最便捷的水源，竟完全掌控在明军手中！ 二人迫不得已，再次合议，将军营继续后撤一里，最终选择背靠山势，立寨结营。
此刻，清军大营与明军前沿相距已达六里之遥。如此距离，莫说打断明军筑城，就连有效的骚扰都难以做到。阿济格与阿巴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凌河城内最后的收尾工程日夜不停地推进。
如今的大凌河城，防御核心早已固若金汤。
仅剩下百姓与随军家属的民居尚未完全建成，城内街道有待最后平整，以及督师府与部分将领宅邸仍在修缮之中。 至于那座如同犄角般拱卫主城的大凌河堡，也仅余堡内火炮的全面架设，以及最外层的战壕与护城河尚未彻底完工。
可以说，阿济格与阿巴泰来得太晚了！
他们面对的不再是想象中的土木工地，而是一座即将完全体的战争堡垒。
每日听着远处传来象征建设的声响，看着那城池在一砖一瓦中日趋完善，这两位素以勇猛着称的贝勒，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无力与焦灼。
强攻无望，进退维谷之下，阿济格与阿巴泰只得祭出他们对付坚城最常用，也往往最有效的一招——长围久困。
他们计划沿着大凌河城与大凌河堡的外围，挖掘一道深广的壕沟体系，构筑连绵营垒，企图将这两座“违章建筑”彻底围死，使其成为孤城，最终因粮尽援绝而崩溃。
然而，今时不同往日。明军绝非坐以待毙之辈！
清军的铲子刚刚碰到泥土，营垒的木桩还未立稳，大凌河城的城门便轰然洞开。
袁崇焕根本不给清军安稳构筑包围圈的机会！
只见明军大批精锐步骑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主动出击。
阵型中央，火炮有序推进，提供持续的火力支援；两翼则有精锐骑兵游弋护卫，严防清军骑兵突袭。这支“武装施工干扰部队”径直开至清军作业现场，对着那些正在挖掘壕沟的辅兵与汉旗兵马，便是一顿劈头盖脸的狂轰滥炸。
阿济格见状，怒不可遏，数次想引骑兵冲阵，或者调动“乌真超哈”进行炮火反制。
但明军的火力网异常密集，步炮协同娴熟，其骑兵始终在火炮掩护范围内活动，让清军骑兵无处下口。即便偶尔找到机会，冒险前出的清军炮兵也往往在激烈的炮战中落入下风，徒增损失。
更让阿济格憋闷不已的是，明军的出击，竟还看天吃饭！
若是风向对明军有利（顺风）， 便于其火炮射击和烟雾吹向清军，则明军必然大举出动，干扰作业，甚至伺机咬下一块肉来。
若是风向不利（逆风）， 明军便高挂免战牌，任由清军挖掘。并非畏惧，而是明智地保存实力，避免无谓损失。
这种“看天打仗”的灵活战术，使得阿济格和阿巴泰的围城计划推进得极其缓慢，且代价高昂。
他们空有数万大军，却仿佛一拳打在棉花上，又被时不时出现的铁锤砸得鼻青脸肿。想要安安稳稳地挖成一条合围的深壕，竟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大凌河城，就像一根卡在喉咙深处的硬刺，让强大的清军吞不下，也吐不出，唯有承受着持续的煎熬。
《孙子兵法》有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 如今明清两军在大凌河前线兵力相当，清军既无绝对优势围困，更无力强行攻克。面对这一僵局，辽东督师袁崇焕审时度势，决意打破平衡，主动出击。
在一个月黑风高、星月无光的深夜，袁崇焕悄然行动。他令副将何可纲率领步兵谨守城池，自己则亲率关宁铁骑主力，人衔枚，马裹蹄，利用夜色的完美掩护，悄然离开大凌河大营，疾速南下，直扑位于辽东湾畔的战略要地——东梁房口关。（今日营口附近）。
这支精锐骑兵行动迅捷，于拂晓前神兵天降般出现在防御空虚的梁房口关。少量清军根本未能组织起有效抵抗，便在睡梦中或仓促应战下被迅速击溃。
在成功袭取营口，并迅速肃清残敌、控制各处要害后，袁崇焕片刻未停，立即展开了一系列缜密的部署。
他首先挑选得力亲信，命其携带写有暗号的简明战报，乘坐早已备好的快船，即刻扬帆，经海路直驰山海关。让祖大寿调集大明朝鲜联合水师前来会合。
紧接着，袁崇焕亲自巡视营口防务，就地组织起坚固的防御。他利用堡内现有工事，结合缴获的物资，命令士卒抢修被破坏的垛口，设置障碍，并将随军带来的部分火炮推上关键位置，严令部队提高警惕，准备迎接清军必然的反扑。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路更为隐秘的信使，凭借对地形的熟悉，避开清军监视，悄然返回大凌河城。他们带去了袁督师的亲笔指令：“东海已下，吾当固守。诸君宜大张旗鼓，佯作挑衅，吸引虏酋注目，使其无暇南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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