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帐下谋士分成两派：以郭嘉为代表的激进派主张主动出击，反对被动应战；另一派以荀攸为首则坚持稳守策略，认为情报不明绝不能贸然行动。双方争执难分高下，曹操遂暂缓军事行动，观望袁绍下一步动作。
数日后濮阳突传急报，称发现袁军主力逼近。曹操此刻面临的老问题再度凸显——由于骑兵侦察力量远逊袁绍，整场战役如同袁绍开着全图视野作战，而曹军视野却被战争迷雾重重遮蔽。
（这都要怪孙权给袁绍输送了大批战马！）
面对濮阳求援，曹操不得不救。考虑到今年双方兵力差距缩小，加之判断河北四庭柱已尽数折损，曹操自觉胜算颇大。在确认袁绍确实全力攻打濮阳后，他终于发兵驰援。
然而袁绍很快给曹操上了一堂生动的骑兵优势课——当曹军驰援将至时，袁绍突然放弃即将攻克的濮阳，率军绕道北方直扑白马！凭借充足的骑步兵力，袁军先遣部队抵达白马后立即分兵：半数留守扎营，余部则利用一人双马的机动优势往返接应，短短数日便将主力全 ** 运至白马。
这可苦了曹操的步兵——昼夜兼程赶到战场，敌军却根本不接战。更危急的是白马守军兵力薄弱，根本无力抵挡袁军攻势。曹操被迫再次调动疲惫之师，从濮阳折返驰援白马。待曹军回防时，白马外围防线早已被袁军尽数摧毁。
袁军始终避免与曹操主力正面交锋，凭借骑兵的高机动性在白马和濮阳周旋。曹操屡设粮饷诱饵，但袁军纪律严明，连嗜酒的淳于琼都滴酒不沾。这般僵持之下，曹操渐显疲态。
面对袁绍的疲兵之计，曹操竟束手无策。正如当年刘备受困于曹仁大军，此刻曹操也被袁绍的骑兵所制。袁军稳扎稳打，不露破绽，令曹操无隙可乘。
危急关头，曹操决定收缩防线：将白马守军撤至官渡，命濮阳死守。虽知濮阳难保，却别无选择。
镇守濮阳的李典自掏腰包募兵，出手阔绰令人咋舌。这位深受器重的将领背后有山阳李氏撑腰。每逢募兵令下，李典总能从家族带回数百至数千兵员。正因如此，即便战功 ** ，今年开春仍获任濮阳太守。
未料袁绍改变战术，竟转道围攻濮阳。见敌军推出投石车，李典想起去年李术的遭遇，当即退至城墙后方指挥。虽临时扩军至五千人，但孤城难支。
袁军攻城经验丰富，高干亲率精锐采用围三阙一之策。不足两日，李典便弃城突围。此战中，孙权作为淳于琼副将参与攻城。
高干率军进攻西城，淳于琼领兵攻打北门，孙权率先登上北城墙。
战后，孙权身负两处刀伤、一处箭伤，手臂还被落石砸得淤青。
袁绍亲自前往军营探望孙权，嘱咐他安心养伤。
攻占濮阳后，袁绍获得重要据点，物资从黄河北岸源源不断运来，战局对其极为有利。
曹操见大势已去，放弃白马，率军退守官渡。
但攻下濮阳后，袁绍难以继续向东推进——再往东临近泰山郡，地形复杂，远离邺城的补给线难以维系。尽管袁绍实力雄厚，可去年损耗严重，战线过长反而弊大于利。
占据濮阳后，袁绍留下淳于琼、孙权驻守，增派张南、焦触协助，并留下五千步兵，自己则率军直扑白马。临行前，他特意叮嘱孙权：“若曹操来攻，效仿李典，不敌则退。濮阳虽重，却远不及你孙仲谋重要。”
孙权乖巧应下，交出兵权，专心养伤，暂任淳于琼幕僚。
败退定陶的李典收拢残兵，向曹操汇报战况，同时重新向濮阳派出哨探。
建安六年五月末，袁绍连克濮阳、白马，天下震动！
值此风云激荡之际，孙澎却暗中率卫队离开吴县。
他南下的行踪很快被各方势力察觉。六月初，孙澎抵达乌程与徐庶会合，率领已扩充至五千人的狼牙营南下会稽——原来五月中旬他已获密报：多地山越部族首领正聚集武夷山！
孙澎坐镇扬州这一年，对山越部落采取的是恩威并施之策。
归顺朝廷愿下山定居的越民，官府敞开大门热情接纳。
孙澎专门颁布临时政令，严禁歧视下山越民，汉越百姓一律平等。只要遵守律法，任何人不得刁难山越子民。
但仍有众多百越部族盘踞深山。这些部落自成体系，首领们手握权柄，岂甘心俯首称臣？各地叛乱此起彼伏，孙澎麾下的年轻将领们，倒是在征讨山越中历练成长。
眼见生存空间日渐萎缩，百越首领们终于按捺不住。
经过密谋，他们推举出三位盟主：潘临、金奇与毛甘。
此三人皆似当年祖郎般首鼠两端。在城中皆有宗族势力，在山区又掌控着大批越人部落。
与官府交好时，他们帮着朝廷管制山越；与官府交恶时，他们便纵兵劫掠，祸乱乡里。
孙澎主政已逾一年，这些山越豪强的日子愈发艰难。但他们仍心存侥幸，觉得只要联合抗命，孙澎为顾全大局终会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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