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纪委的审讯室里，没有窗户。
四面墙壁都包裹着一层米色的软垫，吸收了所有的声音，也吞噬了所有的希望。头顶一盏白炽灯，不分昼夜地亮着，光线惨白，将一切都照得毫无阴影，也无处遁形。
周建海就坐在这片惨白光线的正下方，坐在那把冰冷的铁质审讯椅上。
他身上还穿着那件洗得发黄的旧睡袍，手腕上空荡荡的，那块价值百万的百达翡丽，连同他手上的皮肤，仿佛都一起被剥离了。他不停地发抖，不是因为冷，审讯室里恒温二十四度，是一种让人体最不舒服的温度。他抖，是因为恐惧，一种从骨髓深处渗出来的、无法理解的恐惧。
他的脑子里一片混乱，紫云山庄的奢华客厅和招待所的斑驳墙壁在交替闪现。意大利的真皮沙发和掉了漆的木长椅，八二年的拉菲和搪瓷缸子里的白开水，这些影像像是两部被剪碎了的电影，在他的脑海里疯狂地交错、碰撞，让他分不清哪个是现实，哪个是噩梦。
“咔哒。”
门锁轻响，马东明和一名年轻的记录员走了进来。
马东明没有穿制服，只是一身简单的深色夹克，但他身上那股常年累积的威势，比任何制服都更具压迫感。他拉开周建海对面的椅子坐下，将一个档案袋放在桌上，却没有打开。
“周建海。”马东明开口，声音平稳，听不出情绪，“你知道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吗？”
这是一个标准的开场白。
若是放在昨天，周建海会立刻启动他那运转了半辈子的官场大脑，微笑着，用一连串委屈、无奈、顾全大局的漂亮话来应对，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忍辱负重的改革功臣。
但现在，他的大脑已经宕机了。
他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没有狡猾，只有一种孩童般的迷茫和惊恐。他看着马东明，嘴唇哆嗦着，问出了一个让记录员险些把笔掉在地上的问题。
“马书记……我的家……我的家是不是被鬼占了？”
记录员愣住了，抬头看向马东明。他从未见过哪个厅级干部，在审讯室里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个。装疯卖傻？可那眼神里的恐惧，真实得让人心底发寒。
马东明面无表情，似乎对这个回答并不意外。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周建海，像一个经验丰富的猎人，观察着落入陷阱的猎物。
“你说的家，是紫云山庄那栋别墅，还是市国资委分的家属楼？”马东明问。
“别墅！我的别墅！”周建海激动起来，双手在审讯椅的扶手上徒劳地抓挠着，“它变了！全变了！变成了……变成了一个招待所！墙是白的，地是水磨石的，床是铁的！我的酒窖，我那些酒……全都变成了文件柜！”
他说得又快又急，毫无逻辑，像一个溺水的人，拼命想把头探出水面呼吸。
记录员的笔悬在半空，不知该如何记录这番疯言疯语。
马东明抬手示意他稍安勿躁，身体微微前倾，盯着周建海的眼睛：“文件柜里，装的是什么？”
“是档案！是棉纺厂、重机厂的档案！”周建海脱口而出，说完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脸上的血色“唰”地一下褪得更干净了。
“很好。”马东明点了点头，语气依旧平稳，“那我们今天，就先从棉纺厂的档案谈起。二零一二年，云州第一棉纺厂改制，评估资产一点八亿，最终由新世纪纺织有限公司以三千二百万的价格收购。这中间一点五亿的差额，去了哪里？”
周建海呆住了。
他以为对方会继续追问“鬼”的事情，没想到话锋一转，又回到了这些他早已准备好无数套说辞的案子上。可现在，那些说辞，那些“市场行为”、“改革阵痛”的盾牌，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了。
他的脑子里，只剩下那张鲜红色的卡片。
“不是的……不是差额的问题……”他神经质地摇着头，喃喃自语，“是‘国有化’了……全都‘国有化’了！我的钱，我的房子，我儿子公司的股份……都没了！变成了一张卡！一张红色的卡！”
他猛地抬起头，眼中爆发出一种诡异的光亮，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马书记！你一定看到了那张卡，对不对？那上面写着‘全民共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不是你们纪委的新手段？只要我交代了，是不是就能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他终于把心底最深的恐惧和最荒谬的希望问了出来。
他不怕坐牢，他这个年纪，这个级别，就算进去了，也不会太难过。他怕的是那种未知的、能将他所有财富瞬间化为乌有的力量。那种力量，比任何法律都更让他感到绝望。
马东明沉默了。
他看着周建海那张因为激动而扭曲的脸，心中第一次对苏正那个年轻人，产生了一种近乎敬畏的情绪。
杀人诛心。
苏正这一手，根本不是为了查案，而是直接摧毁了这些贪腐者赖以生存的根基——他们对财富的贪婪和占有欲。当他们发现，自己穷尽一生、不择手段攫取的财富，可以在一夜之间以一种无法理解的方式消失时，他们整个世界观都崩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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