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上杭州城站开往京城的火车，绿皮车厢裹着陈旧的铁皮味，哐当哐当地驶出站台。
这是一趟慢得能看清窗外树影掠过的普通列车，时速不过五六十公里，全程要在铁轨上颠簸整整三十小时。
两人待在狭小的软卧包厢里，暖黄的灯光映着对面座椅的磨痕。
陈阳指尖敲着窗沿，给巧姑讲沿途城市的趣闻——苏州巷弄里挑着担子卖桂花糖的小贩，南京秦淮河畔的花灯夜市。
几句后世的俏皮笑话一出口，就把巧姑逗得前仰后合，眼角笑出的泪珠子挂在睫毛上，像沾了晨露的柳絮。
没经历过后世短视频和段子的熏陶，她的笑点是真的低。
笑够了，巧姑又像只叽叽喳喳的百灵鸟，把自己小时候爬树掏鸟窝、跟着娘去赶集的趣事，还有第一次坐火车的新鲜劲儿，一股脑讲给陈阳听，声音脆生生的，盖过了车厢外轻微的铁轨声。
等巧姑歪在枕头上睡熟，呼吸均匀得像风吹麦浪，陈阳悄悄瞬移出包厢，脚刚落地就撞上走廊里飘来的混杂气味。
他朝着前面的硬座车厢走去，刚踏进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就被一股热浪和人声裹挟——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人影，肩挨肩、脚碰脚，连转身的空隙都没有，称得上是实打实的人满为患。
座位早已被占得满满当当，椅背上搭着皱巴巴的外套，座位间的小桌板堆着泡面桶、搪瓷缸和装着咸菜的玻璃瓶。
过道里挤满了站着的人，有人背靠着行李，有人扶着头顶的扶手，连洗手池边缘都坐着个穿蓝布衫的大爷，膝盖上还放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水泄不通”四个字，此刻显得格外真切。
这时候交通不便，人们出行总带着大包小包的家当：印花被褥卷成粗粗的筒状，用麻绳捆着压在行李架上；
铝制的锅碗瓢盆裹在布包里，偶尔碰撞发出叮当声；还有用油纸包着的花生、晒干的萝卜干，甚至有人提着竹篮，里面装着给京城亲戚带的活鸡，鸡头从篮缝里探出来，偶尔咯咯叫两声。
这些行李堆得满坑满谷，把本就不宽的过道挤得只剩一条窄缝。
车厢里的空气更是污浊不堪：当时几乎人人吸烟，黄灰色的烟雾在天花板下聚成一层薄霾，呛人的烟味混着泡面的油腻味、汗水的酸腐味，还有行李里土特产的腥气，黏糊糊地裹在皮肤上，吸一口都觉得嗓子发堵。
卫生条件也差得离谱：厕所门紧闭着，外面排着长队，有人急得直跺脚，隐约能闻到从门缝里渗出来的异味；茶水间的热水龙头滴滴答答，水流细得像丝线，想打一壶开水，得侧着身子在人潮里“穿越千山万水”，还要提防被别人的行李绊倒。
噪音更是没停过：车轮撞击铁轨的“哐当哐当”声是永恒的背景音，夹杂着邻座大叔的呼噜声、小孩哭闹的尖叫声、小贩走街串巷似的低声悄悄的问——“花生瓜子，麦芽糖栗子核桃，让一让啊让一让！”沙哑的嗓音穿透人群，此起彼伏，吵得人耳膜发颤。
为了尽可能运送更多旅客，此时的无座票几乎是“无限量”出售。能抢到一张有座位的票，简直算得上天大的幸运，拿到票的人会小心翼翼地把票揣在兜里，时不时掏出来看一看，生怕丢了。
对于无座的乘客来说，长途旅行站几十个小时是家常便饭。有人靠在行李上，脑袋一点一点地打盹，身子随着车厢摇晃；有人干脆把背包垫在屁股底下，半蹲半坐地挨着。
拥挤到极致时，连放下两只脚的地方都没有，人们只能单脚站立，另一只脚踮着脚尖轮换歇息，脚踝酸了就换个姿势，这便是绿皮火车上独有的“金鸡独立”。
要是能在过道角落、或者座位底下找到一小块空地席地而坐，都算得上莫大的幸福。不少人会自带折叠小马扎，展开后稳稳地扎在地上；没带的就把报纸铺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坐下，膝盖顶着前面人的后背，也顾不上舒服与否，能歇会儿就好。
更有经验丰富的长途旅客，会趁着夜深人静，钻到硬座座位底下的空地里——那里铺着一层薄薄的灰尘，空间狭小得只能蜷缩着身子，但好歹能平躺下来。
他们会把外套铺在地上当褥子，脑袋枕着背包，任凭车厢摇晃，也能睡得香甜，只是起身时头发上沾着灰尘，衣角还带着地板的潮气。
几节车厢都是这样的情况，途经大站点还好，至少安全些。经过小站点就怕遇到一些三只手或者拿刀具的上来，这帮人手硬心狠。
陈阳已经解决几个扒手了，劫匪倒是还没有遇到。都是一个待遇，扒光衣服，切掉两根手指，扔出窗外。
他突然感知到巧姑有睡醒的迹象，意念一动，瞬间回到包厢里躺在床上。
像是发现巧姑睡醒了似的，“巧姑，醒了！”
“陈大哥，我想出去下。”
陈阳打开灯，拿出几张纸给她。巧姑脸色通红的接过纸，慌慌张张的去了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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