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址的波折，吕夷简的软钉子，工部的硬钉子，如今这宅院里发现的漕运腰牌和问题账册……这一切串联起来，指向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性：他这“发改委”尚未正式运转，便已经不经意间，触及了一张无形而庞大的利益网络。
这网络，可能关联着漕运，关联着仓场，关联着每年数以百万石计、维系着汴京乃至北方边境命脉的粮食与物资。这其中可能存在的贪腐、舞弊、损耗，将是何等惊人的数字？而维护这张网络的力量，又将是何等的盘根错节，坚韧顽固？
范仲淹回到府中，在书房孤灯下，再次拿出那枚铜腰牌和那几本旧账册，仔细端详。账册的年份是五年前，那时先帝尚在，吕夷简已位高权重，而漕运系统积弊已深，朝野皆知，却屡治不绝。
官家设立“发改委”，要“发展”，要“改革”，要触动现有的利益格局。而他范仲淹，作为这柄改革之刀的刀锋，在第一卷屡出奇招、用“不靠谱”的方式打开局面后，如今在第二卷的开始，便真切地感受到了来自旧有体系最坚硬内核的冰冷触感。
这已不仅仅是理念之争，更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之争。
（悬念）
他将账册合上，目光落在那个模糊的“漕”字上。这腰牌的主人是谁？这些账册为何会藏在一座荒废的皇家别院里？是被人无意中遗落，还是故意藏匿？五年前的旧账，与今日之格局，又有何关联？
范仲淹感到自己仿佛站在一个巨大迷宫的人口，手中只握着几根微不足道的线头。而迷宫的深处，似乎有无数双眼睛，正在黑暗中静静地注视着他，等待着他下一步的动作。
他提起笔，想要将今夜发现之事密奏官家，但笔尖悬在纸面上空，却迟迟未能落下。
直接上奏，是否会打草惊蛇？官家将此宅赐予他，是希望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还是希望他大张旗鼓，引蛇出洞？
也就在他犹豫之时，书房外传来老管家的低声禀报：
“老爷，门外有一位自称是‘发运司’的书吏求见，说是……奉上命，来与老爷对接日后‘发改委’与漕运相关的文书传递事宜。”
范仲淹的手猛地一顿。
发运司？漕运！他们来得竟如此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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