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东西?熊?虎?还是……”王豁牙问,声音发虚。
“不知道。”老把头摇头,“我师父那辈见过一次。那回……拖走的是我师兄。雪地上只有他一件破棉袄的背心部分,扯得稀烂,血点子喷出去两三丈远,树梢子上都溅了些。可周围,雪平平整整,连个兔子脚印都没有。”
“不能跑吗?咱们现在就往林场撤!”一个叫孙德才的年轻后生急道。
“七十多里地,深雪没腰,夜里零下三十多度,”炮仗叔哑着嗓子,“没等到地方,全得冻成冰棍。再说……”他看了一眼门外浓墨般的黑暗,“那东西,能在林子里追上你。”
“那就跟它拼了!”刘全福抓起靠在墙边的开山斧,“咱们二十多条汉子,还怕个看不见的玩意儿?”
“拼?”老把头惨笑一声,“拿啥拼?你看都看不见它。我师兄当年,手里还攥着斧子呢,斧头刃上干干净净,啥也没砍着。”
绝望像冰冷的潮水,悄无声息地漫上来,淹没了屋里的嘈杂。只剩下地炉里柴火噼啪的爆响,和越来越粗重的呼吸声。
那一夜,没人敢真睡死。安排了三班人守夜,每班四个,枪(营地有两杆老式步枪,防野兽的)、斧、砍刀全拿在手里,眼睛瞪得酸痛,盯着门外那片被雪地微光映得蓝幽幽的空地。我和炮仗叔、刘全福、王豁牙值第二班,从半夜到凌晨。
后半夜风又起了,卷着雪沫子打在木墙上,沙沙作响,像无数只细小的手在爬。每一声异响都让我们心惊肉跳。阴影在雪地里晃动,看久了,仿佛真有无形的东西在蠕动、接近。那血腥味似乎还萦绕在鼻尖,挥之不去。
“老把头,”我压低声音,问蹲在炉边闭目养神的老把头,“这血梆子,到底咋回事?总得有个缘由吧?”
老把头眼皮抬了抬,混浊的眼珠在火光映照下,有种深不见底的疲惫。“老辈子传下来的说法,不全一样。有说是得罪了山神爷,献祭活人;有说是以前在这片林子里屈死的木帮冤魂,索命找替身;还有更邪乎的,说是一种山里的‘魈’,无形无影,嗜血,爱听梆子闷响,听了就要来取‘供品’。”
“没破解的法子?”
“我师父说,他师父那辈试过。杀三牲祭拜,没用;对着梆子念咒烧符,也没用;还有人试过把梆子烧了……”
“烧了咋样?”
老把头沉默了很久,才说:“那一次,血梆子照样响,是从烧剩的灰堆里发出的声音。拖走了两个人。”
一股寒气从尾椎骨爬上来,我打了个哆嗦。
“难道就只能干等着?”刘全福烦躁地磨着斧刃。
“等。”老把头吐出这个字,重若千斤,“看清规矩。别落单,尤其天黑后。听到啥动静,别好奇,往人多处聚。或许……能躲过去。”
或许。这个词轻飘飘的,没有任何分量。
第一天,在极度紧张和压抑中捱了过去。无事发生。但恐惧像霉菌,在无声处滋生、蔓延。人们的话变少了,眼神多了躲闪和猜疑。平日里称兄道弟的,如今坐在一起,中间也隔开些距离。谁都清楚,那个“要被拖走”的,就在这二十三人中间。可能是别人,也可能是自己。
第二天晌午,出了件怪事。
营地角落里那口用来储雪化水的大缸,缸沿上发现了几个模糊的印子。不是手印,也不是动物蹄印,更像是什么湿漉漉、带着泥泞的东西蹭过的痕迹,微微发暗红色。老把头看了,半天没说话,让人赶紧用雪把那片擦干净,啥也别问。
下午,小山东不见了片刻,后来从厕所(一个离木刻楞三十米远的简陋雪窝子)回来时,脸煞白,裤腿湿到膝盖,说是滑了一跤。但有人悄悄说,看见他蹲在雪地里,对着林子方向嘀嘀咕咕,手里好像还捏着个什么东西。
猜忌的毒芽,开始疯长。
谁会是那个“目标”?是身体最弱、有咳疾的老蔫巴?是咋咋呼呼、可能冲撞过山神的王豁牙?还是像我这样不懂规矩、来自外地的“生瓜蛋子”?每个人看别人,都像在看一个潜在的“祭品”;而自己,也活在别人同样审视的目光里。
第二天夜里,守夜的人听见了哭声。
不是风嚎,是真真切切的女人哭声,细细的,尖尖的,从营地西边那片黑压压的老松林里飘过来,断断续续,时近时远。两个守夜的年轻后生吓得不轻,差点开枪。老把头喝止了他们,自己站在门口,对着哭声的方向,默默抽完一袋烟,然后低喝:“都回去!捂上耳朵,啥也别听!”
那哭声飘了半宿,天亮前才消失。
第三天。最后一天。
空气绷紧到了极致,仿佛一点火星就能引爆。早饭没人吃得下。老把头眼窝深陷,像是三天老了十岁。他不再擦拭那个梆子,任它挂在原处,像个不祥的标记。
“今天,日落前,”老把头声音嘶哑,“都在这屋里,谁也不许出去。挤在一起,背靠背。灯点着,火烧旺。熬过今夜子时,或许……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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