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时，煤油灯的光在木桌上晕开一圈暖黄的光晕。
父亲陈大海扒完碗里最后一口糙米饭，没有像往常一样起身收拾工具，而是沉默地坐着，目光在陈东和妻子脸上转了两圈，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他忽然起身，一言不发地走向里屋那口厚重的樟木箱——那是他们从潮汕老家逃难来港时，为数不多带出来的家当。
再出来时，他双手郑重地捧着个用深蓝色土布裹得严严实实的铁盒。盒子很旧，边角漆皮早磨掉了，露出暗沉的铁色，却被擦得干干净净，透着岁月和珍视打磨出的温润。
“东仔，过来。”父亲声音带着点沙哑，把铁盒放在桌子中央。那双常年扛麻袋、攥麻绳的手，粗糙得泛着红黑，此刻有些发颤地解开布包，掏出把同样磨得光滑的黄铜钥匙，插进锁孔。
“咔哒”一声轻响，在寂静的屋里格外清晰。
盒子里衬着防潮的厚油纸，油纸下是码得整整齐齐的纸币。按面额用橡皮筋捆着：最多的是泛黄卷边的1元、2元港币，厚厚好几沓；中间是稍新些的5元、10元，压得平平整整；最底下，压着三张崭新的100元大钞，像沉睡的宝藏，让人屏息。
父亲一沓一沓地拿起来清点，动作慢得认真，布满厚茧的指尖划过纸币边缘，沙沙声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每一张钱，都重得像压着十几年的光阴。
数完，他抬头时眼眶有点红，看向陈东：“这里一共三千六百二十四块八毛。东仔，这不是横财，是我和你妈十几年，一滴汗一滴血攒下的。”
他深吸口气，声音低沉却清晰地讲起钱的来历：“大部分是我在码头挣的。你知道，五几年那会儿，码头抢活的人多，工钱压得低，扛一袋米才两毛五。后来认识个潮州同乡，他做南洋和星马的船务，见我老实肯吃苦，就偷偷给些轻巧但价好的货让我扛，比如棉花、绸缎。就这么着，一毛钱一毛钱攒下来的。”
他指了指那三张百元钞：“至于这三百块……去年码头接了单南洋大船的棉纱，要得急。我和十几个工友，连熬十几个通宵，睡觉都在码头。最后准时卸完货，洋行经理满意，亲自给我这个带班的封了大红包。回家我一块钱都没舍得花，全锁进了盒子。”
母亲林秀莲也红着眼眶，轻轻拍了拍盒子：“我这一份，是帮人缝衣服、纳鞋底，有时帮唐楼住户带孩子，守夜守得眼睛都看不清……我们想着，这些钱以后给你读书，或者娶媳妇，再或者……我跟你爸万一有个头疼脑热，也不至于拖累你。”
陈东看着桌上那堆浸着父母青春血汗的“小山”，鼻子猛地一酸，喉咙像被什么堵死了。他太清楚这3624.8元的重量——在普通工人月薪不过百元的年代，每一分钱，都是父母用健康、用无数个不眠夜，从牙缝里、汗水里抠出来的。
“爸…妈…这钱太多了，我……”他的声音发哽。
“多什么！”父亲猛地打断，语气斩钉截铁，“你现在的胶板生意有多好，我跟你妈都看在眼里！周叔、张老板抢着订，街坊买完还回头，比开小铺、打零工稳当太多！以前我扛麻袋，每晚都怕第二天腰撑不住，这个家就没了收入。现在你有这么好的手艺，这么稳的销路，办个正经工厂，我们家以后就不用只靠卖苦力过日子了！”
母亲也把钱往陈东那边推，声音温柔却有力：“东仔，听你爸的。妈没读过书，不懂大道理，但知道你靠谱。这钱交给你办工厂，比锁在盒子里强一百倍！”
陈东接过那沓带着父母体温的港币，手心烫得发慌。他知道，这不止是启动资金，是一个家对未来全部的指望。
第二天一早，揣着这笔家底，陈东骑着自行车跑遍了新界元朗工业区。
最后在靠近货运站的僻静巷子里，找到间合适的旧厂房——原先是五金作坊，五十平米车间带三十平米院子，水电齐全，连排水渠都是现成的。
房东是个精明的中年商人，捏着烟杆打量他：“年轻人，这地段月租50块，押一付三，租约至少签一年。”
陈东没露怯，指着墙角的潮痕和车间里生锈的铁架：“老板，您看，这里要重新粉刷，那些废铁得请人清走，样样都是成本和时间。我做胶板要长租囤原料，您给个实在价，咱们合作也开心。”
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月租45元、押一付三拿下，当场签合同付了45元首期租金和135元押金。
整备厂房的几天里，陈东同步办起了公司手续。通过街坊找了位商事登记的师爷，花20元手续费从港府工商署拿到“东兴胶板厂”的商业登记证。
又去汇丰银行，用登记证和租赁合同开了对公账户，把要采购设备跟原材料的钱留下，剩下的1109.8元存了进去。摸着深蓝色的银行存折，他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考虑到厂房离家远，他在工业区旁租了间唐楼板间房，只能放下一床一桌，月租8元，却离工厂只有三分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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