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婉知道，她此刻正行走在刀刃上。一边要稳住内部濒临崩溃的军心，重新凝聚共识；另一边要应对外部汹涌的质疑，争取生存空间。任何一步行差踏错，都可能导致整个计划的崩盘。但她没有退路，只能凭借坚定的信念、冷静的头脑和对团队的责任感，在这高压之下，艰难地坚守着“破壁”的希望之火。
“深渊之眼”高能实验失败的阴霾，如同浓稠的墨汁，在接下来的数周内，持续弥漫在实验室的每一个角落。那触目惊心的破坏现场虽已被清理，但留在人们心中的创伤和恐惧却难以磨灭。张岚研究员的重伤，如同一记沉重的警钟，敲醒了所有被急迫感和求胜心驱使的研究人员。惨痛的代价迫使苏婉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冷静的战略反思。
苏婉将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整整两天。她反复审视实验的每一个细节，从最初的构想，到方案论证，再到执行过程中的每一个决策点。她不得不承认，陈教授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在缺乏坚实理论支撑的情况下，贸然进行高能激发实验，确实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赌博。对“突破”的渴望，压倒了应有的谨慎，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她召开了一次核心团队闭门会议。与会者包括脸色依旧苍白的林枫、神情严肃中带着一丝“我早说过”的沉痛的陈教授，以及各小组的负责人。会议的气氛沉重而压抑。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苏婉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异常清晰，“之前的激进路线，证明是行不通的，至少在当前我们的认知水平下，风险远大于收益。”她看向林枫，目光中没有责备，只有一种共同承担责任的沉重，“林枫团队的努力和勇气值得肯定，但我们不能再用队员的生命和联盟的未来去进行这种代价高昂的试错。”
她宣布了战略调整的决定：立即无限期暂停所有类似的高风险主动实验。所有涉及高能量激发、试图主动与“收割者”能量模式产生共振的研究项目全部搁置，等待进一步通知。
这一决定，对于以林枫为代表的、渴望通过大胆实践打开局面的研究人员来说，无疑是一盆冷水，意味着他们数月的心血付诸东流，前路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林枫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看到苏婉眼中不容置疑的决断，以及想起张岚躺在医疗舱里的样子，他最终颓然低下了头。
战略调整的核心，是将研究重心重新拉回到最基础的数据分析和理论构建上来。苏婉采纳了陈教授长期呼吁的部分建议，但并非完全倒向保守。
她首先重组了研究架构。她亲自牵头，成立了一个名为“理论基石”的精干小组，由陈教授担任首席顾问，成员包括联盟内最顶尖的数学物理学家、宇宙学家和逻辑学家。这个小组的任务，就是抛开所有急于求成的应用目标，回归学术研究的本源，像考古学家解读天书一样，从头开始，一丝不苟地梳理、分类、解析那些从太阳系遗迹、“信使号”残骸以及失败实验中获取的所有关于“收割者”的数据碎片。
这个过程，比想象中还要艰难和枯燥。这些数据充满了矛盾、噪声和违反直觉的异常。理论小组需要构建新的数学工具，提出大量假设，然后进行极其复杂的计算和推演，而绝大多数假设都会在后续分析中被证伪。进展以毫米计，甚至常常陷入僵局。会议室的白板上写满了擦去又重写的复杂公式，堆积的草稿纸如同小山，研究人员们常常为了一个符号的含义或者一个边界条件的设定争论不休，看不到尽头。这是一种心智上的极限消耗，是对耐心和毅力的巨大考验。
与此同时，苏婉对林枫团队赋予了新的使命。她没有让这个充满活力的团队闲置，而是要求他们彻底转变思路：从激进的“解读者”和“模拟者”，转变为极致的“观测者”。
“我们无法理解它，但我们可以先学会如何更仔细地‘看’它。”苏婉对林枫说。她指示林枫团队，利用“深渊之眼”最先进的、尚未在失败实验中损毁的超高精度传感器阵列，对实验室小心保存的、极其微量的“收割者”能量残留样本，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长期且不间断的被动监测。
这项任务的要求达到了苛刻的程度：
时间尺度：要求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持续至少数周，甚至数月。
精度尺度：监测需要达到量子层级的灵敏度，记录能量残留样本最微弱的能量波动、量子态的任何极其细微的涨落、以及它与周围真空环境之间任何可能存在的、哪怕再微小的相互作用。
环境控制：监测环境必须保持在绝对静默状态，排除一切外界电磁干扰、热波动和引力噪声，创造一个近乎理想的观测条件。
这无疑是一项极其枯燥、繁琐且看似希望渺茫的工作。研究人员需要像守护珍宝一样，日夜轮班盯着几乎是一条直线的数据流，期待着一丝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的涟漪。日复一日，屏幕上的曲线平稳得令人绝望，仿佛那些能量残留只是冰冷的死物。团队的士气再次受到考验，疲惫和沮丧的情绪开始蔓延。有人私下抱怨这是在浪费时间和顶级设备，不如去支持理论组的抽象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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