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自限”方案的成员则反驳，在生存面前，一切理想都必须让步。他们强调“生存是第一要务”，认为在无法确保突破阈值后能安全存活的情况下，主动选择一种低调、可持续的生存模式，是理性且负责任的选择。他们称之为“成熟的文明”应有的姿态。
争论异常激烈，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文明自限”方案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联盟在面对终极威胁时，关于文明意义和发展道路的深刻分歧。
“意识弥散”的虚无缥缈与“文明自限”的巨大争议，使得“非传统策略组”的工作陷入了僵局。李琟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意识到，或许不应该执着于寻找一个完美的、一劳永逸的终极方案。他调整了策略，将研究重点转向更具层次性和可操作性的方向：
分级策略探索：将生存策略按照技术难度和激进程度分级。从最温和的“能源与信息管控”（降低能耗和通讯规模），到中等的“分布式文明架构”（将文明分散成无数个小单元，降低整体秩序密度），再到“意识弥散”这样的终极设想。不同策略可以对应不同的威胁等级或文明发展阶段。
基础理论研究：不再好高骛远，而是沉下心来，支持一些更基础的、可能与远期策略相关的理论研究。例如，加大对意识本质、量子信息论、宇宙信息结构等基础科学领域的投入，哪怕这些研究短期内看不到任何应用前景。
“星灵族”失败分析：集中分析“星灵族”尝试“意识弥散”可能失败的原因。是技术不成熟？是“收割者”有更高维度的探测手段？还是这种策略本身存在某种内在的逻辑悖论或宇宙学上的不可能性？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比盲目乐观更重要。
工作依旧艰难，进展缓慢得令人沮丧。但李琟和小组成员们逐渐明白，他们探索的是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没有现成的地图，没有可借鉴的经验。每一次思维碰撞，哪怕最终证明是歧路，也是在为后来者排除错误选项。他们就像一群在黑暗中摸索的探路者，手中的火把只能照亮脚下的一小片区域，前方是未知的深渊，但后退，同样是黑暗。
“深渊之眼”和暗影基地内关于“秩序阈值”和“星灵族”的发现，如同投入静湖的巨石，其激起的涟漪，不可避免地开始向联盟社会这个更广阔的湖面扩散。尽管王晨星和苏婉极力控制信息的知情范围，但“破壁计划”研究方向的重大调整、资源分配的微妙变化，以及高层内部日益凝重的氛围，都无法完全掩盖。一些经过精心修饰、真假参半的消息，还是通过非正式渠道，如同渗过岩层的水滴，悄然流入社会。
联盟最高层意识到，完全封锁消息已不可能，且长期的信息黑洞反而会滋生更大的恐慌和不信任。于是，一场关于是否向民众透露部分真相、以及透露到何种程度的激烈辩论，在最高理事会那间隔音的密室中展开。
辩论的一方，以内务部长和宣传部门负责人为首，主张绝对保密。他们的理由现实而冷峻：
恐慌蔓延：“秩序阈值”和“收割者”作为宇宙法则清道夫的真相，对普通民众而言过于惊悚和绝望。一旦公布，极易引发全球性的恐慌、绝望性消费和社会秩序崩溃。人们会问：努力工作的意义何在？繁衍后代的意义何在？一切奋斗在注定的毁灭面前是否徒劳？
失控反应：无法预测民众会作何反应。可能是大规模的消极怠工，可能是要求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浪潮，也可能是极端分子以“反正要死”为由进行破坏。更可能催生各种邪教和末日论调，进一步瓦解社会凝聚力。
削弱权威：承认联盟面对的是无法战胜的宇宙法则而非具体敌人，会严重削弱执政当局的权威和合法性。人们可能会失去对“深潜计划”的耐心，质疑所有牺牲的价值。
另一方，则以部分负责民生和教育的官员，以及像赵擎天这样认为需要凝聚民众决心的将领为代表，主张有限度、有引导地披露。他们的论点着眼于长远：
信任危机：纸包不住火。模糊的真相和谣言比确定的真相更可怕。如果民众从其他渠道拼凑出扭曲的事实，会对官方产生极大的信任危机，届时再解释将事半功倍。
凝聚共识：长期的“深潜”已经让社会疲惫不堪。如果能用一个更宏大、更深刻的理由（为文明延续而蛰伏）来解释当前的困境，或许能激发民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凝聚力。如同战争时期，明确的国难当头往往能激发同仇敌忾之心。
引导转型：如果“低熵发展”是未来的方向，那么就需要社会层面的理解和配合。隐瞒真相，无法推行可能需要的、涉及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
王晨星静静地听着双方的争论，眉头紧锁。他深知两种选择都风险巨大。最终，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以隐喻的方式，有限度地释放部分信息，进行舆论铺垫和心理建设。目标是既不过度惊吓民众，又能为未来可能需要的战略转型奠定认知基础。具体的措辞和发布方式，需要极其谨慎的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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