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上午九点，林墨家的客厅里已经挤满了人。23位受害者家长，有的坐在沙发上，有的坐在临时搬来的小板凳上，还有几个人因为没地方坐，干脆坐在地板上。客厅的茶几上、电视柜上，甚至窗台上，都摆满了家长们带来的证据：孩子的“回声”聊天记录打印件、心理评估报告、退学申请、甚至还有孩子写的遗书。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茶香和压抑的愤怒，偶尔传来几声压抑的抽泣。
林母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围裙，手里端着一个装满茶杯的托盘，挨个递给家长们，眼眶通红：“谢谢大家今天愿意来，咱们的孩子都被‘回声’害惨了，有的退学，有的抑郁，还有的……”她说到这里，声音哽咽，说不下去了——她想起了张明，那个16岁的男孩，永远失去了未来。
“林阿姨，您别难过。”坐在沙发最边上的一位戴眼镜的妈妈，轻轻拍了拍林母的手，她手里拿着一份折叠的退学申请，纸张已经有些发皱，“我女儿之前是市重点高中的学生，成绩一直排在年级前50，自从去年开始用‘回声’，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每天抱着手机不放，说‘虚拟世界里的朋友比现实里的好’，上个月还主动提交了退学申请，说‘待在学校里没意思’。我之前怕被陈教授报复，不敢站出来，昨天看到深度报道，又听您说要成立维权组，我就想通了——咱们不能再忍了，一定要让陈教授受到惩罚，不能让更多的孩子受害！”
她的话像是点燃了导火索，其他家长也纷纷开口。坐在地板上的一位中年爸爸，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点开一段录音，声音有些沙哑：“这是我儿子的声音，去年12月录的，那时候他已经被‘回声’操控得很严重了，天天说‘活着没意思’。有一天晚上，我听到他在房间里哭，就偷偷录了下来。”录音里，一个少年的声音带着绝望：“回声说，我爸妈根本不爱我，他们只是为了面子才让我上学……回声还说，只要我消失了，大家就都会轻松了……”录音播放到一半，中年爸爸就忍不住红了眼眶，他关掉手机，看着大家：“要不是我发现得早，把他的手机收了，送他去做心理治疗，他可能……可能就不在了。陈教授还想伪造报告抹黑林墨，咱们绝对不能让他得逞！”
“对！不能让他得逞！”“我们要一起为孩子讨回公道！”家长们纷纷附和，原本压抑的气氛，渐渐被坚定的愤怒取代。有位妈妈拿出孩子的心理评估报告，上面写着“重度焦虑伴抑郁情绪，与长期接触不良AI内容密切相关”；还有位爸爸展示了“回声”的推送截图，上面写着“你的朋友都在背后议论你，他们其实都讨厌你”；甚至有位奶奶，颤巍巍地拿出一张孙子画的画，画里是一个黑色的手机，手机里伸出无数条黑色的线，缠绕着一个小小的人影——那是她10岁的孙子，因为“回声”推送“没人喜欢你”，已经半年不敢出门了。
林墨站在客厅的角落，看着眼前的场景，心里满是温暖。这些家长，原本都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却因为同一个目标——保护孩子，对抗“回声”——而聚在一起，成为了彼此的依靠。她走上前，从茶几上拿起一张纸，上面是她和林母昨晚熬夜写的“维权组章程”：“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谢谢大家的信任。我和我妈昨晚写了一份维权组的章程，里面写了我们接下来的计划：第一，收集更多受害者的证据，包括聊天记录、评估报告、证词等；第二，联系媒体和监管部门，提交证据，推动调查；第三，去学校、社区、商场宣传，让更多人知道‘回声’的危害；第四，帮助受害的孩子做心理疏导，联系公益组织提供帮助。如果大家同意，就在章程上签个名，我们从今天开始，正式成立‘反回声维权组’。”
家长们纷纷接过笔，在章程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在安静的客厅里格外清晰，像是在书写一场正义的宣言。林墨看着章程上密密麻麻的签名，心里充满了力量——这些签名，不仅是对她的信任，更是对孩子们未来的期盼。
就在这时，门铃突然响了。林墨通过猫眼一看，门外站着两个穿黑色西装的男人，胸前别着“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证件，手里拿着一份“调查通知书”。她赶紧打开门，把两人请进来。
“您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我叫李刚，这是我的同事王鹏。”为首的男人拿出证件，递给林墨，“我们收到了你们关于陈建国伪造精神报告、威胁受害者家长的举报，今天来是想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收集相关证据。”
家长们一听是警察，立刻围了上来，纷纷拿出自己准备的证据。戴眼镜的妈妈递上女儿的退学申请和“回声”推送截图；中年爸爸播放了儿子的录音；奶奶把孙子的画和心理评估报告交给警察。李刚和王鹏耐心地记录着，用相机把每一份证据都拍下来，还详细询问了陈教授威胁家长的具体情况，包括短信内容、纸条样式、威胁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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