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中，游击队员们有意无意地跟他们聊起家乡，聊起鬼子暴行，聊起为什么抗日。没有高深的大道理，只有朴素的、基于自身经历的血泪控诉和对安宁生活的渴望。
与此同时，胡老扁在治疗赵大栓之余，也开始接触这些人。他给他们看伤、诊脉，开一些调理身体、祛除湿气的简单方子（用的多是就地取材的草药）。
他发现这些人长期营养不良，大多有胃病、风湿、寄生虫，精神也萎靡不振。医者的本能让他忽略对方的身份，专注于病症本身。
一次，李二狗在挖陷阱时扭伤了腰，疼得直不起身。胡老扁给他施针、推拿，又用艾草给他熏烤。疼痛缓解后，李二狗看着胡老扁花白的头发和专注的神情，忽然哽咽道：“胡……胡先生，我在保安团时，也给……给长官捶过腿，可他们……从没拿正眼瞧过我们……您……您为啥对我们这么好？”
胡老扁手下不停，平静道：“医者眼中，只有病人。你们也是爹生娘养，被迫穿上了那身皮，做了些违心事。如今既已回头，便当重新做人。这腰伤是旧疾，跟你以前扛枪负重、湿寒入体有关。以后注意些，慢慢调理能好。”
没有斥责，没有居高临下的教化，只有平实的诊断和淡淡的关怀。这番话，比任何大道理都更戳人心窝。李二狗这个在底层摸爬滚打、看惯了白眼和欺压的兵痞，第一次觉得鼻子有些发酸。
赵大栓的伤势一天天好转，已经能靠在床头慢慢说话了。王雷经常去看他，除了询问身体，也跟他聊那次山洞遇袭的更多细节，聊他们以前在伪军中的见闻，尤其是关于日军“防疫给水部”的零星信息。
赵大栓毕竟只是个底层士兵，知道的不多，但他提到，那个被打死的鬼子军曹，随身总带着一个厚厚的、密封的皮面笔记本，里面好像有很多地图和奇怪的符号。“他特别宝贝那本子，从不离身，死了之后，好像被伏击的人捡走了……”
笔记本！地图和符号！这可能是关键！
王雷心中大震，立刻将这个消息与胡老扁分享。两人都意识到，那支神秘武装，或许掌握着日军此次勘探目的的核心信息！
随着时间推移，劳役队的状态也在悄然改变。抱怨少了，干活卖力了，甚至开始主动向游击队员请教怎么把陷阱做得更隐蔽，向苗寨老人请教辨识山路和天气。那四个山民武装的成员，本就是被迫卷入的猎户和农民，很快与苗寨的猎手们打成了一片，交流起打猎和设伏的经验。
苗寨头领冷眼旁观着这一切。他看到这些“黄皮子”手上磨出的血泡，看到他们救孩子时的拼命，看到他们慢慢挺直的脊梁和对寨子老人偶尔流露出的尊敬。
虽然依旧警惕，但那份拒人千里的冷漠，终究是融化了些许。他甚至默许了让伤势渐愈的赵大栓搬到炭窑窝棚那边，和其他人一起居住（便于管理，也利于恢复），只是派了可靠的寨丁“协助”看守。
真正的“感化”，不是靠说教，而是靠共同的生活、劳动，靠危难时刻的本能选择，靠日复一日的、润物细无声的平等对待与人性关怀。这些曾经的伪军和民夫，在苗寨这个相对封闭却又充满生命力的环境里，逐渐找回了作为“人”的尊严，也模糊地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的活法——不再是被驱使的牲口，不再是被人戳脊梁骨的“二鬼子”，而是可以靠双手劳动、可以被平等对待、甚至可以保护他人的人。
当然，转变远非一蹴而就。猜疑、旧习气、对未来的迷茫，依然存在。但种子已经播下，并在特殊的土壤里开始萌芽。
这天傍晚，王雷召集李二狗、王顺子等九人（赵大栓也被搀扶参加），进行了一次正式的谈话。他没有站在高处，而是和大家一样，坐在炭窑旁的石头上。
“各位兄弟，这些日子，辛苦了。”王雷开门见山，“你们的表现，寨子里的人都看在眼里。胡先生常说，医者仁心，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我们抗日队伍，也一样。只要真心打鬼子，保护百姓，过去的事，可以既往不咎。”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一张张紧张、期待又带着不安的脸：“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第一，等局势稍微安定，我们可以想办法送你们回家，或者去后方安全的地方，做个安分百姓。第二，如果愿意留下来，跟我们一块抗日，打鬼子，保护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乡亲。留下来，就是同志，是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也意味着更多的危险和牺牲。你们可以慢慢想，想清楚了告诉我。”
没有强迫，只有选择。这是尊重，也是考验。
众人沉默着，炭火噼啪作响。李二狗看着自己粗糙的手掌，又看了看不远处苗寨里星星点点的灯火，那里有救了他命的郎中，有给他治伤的姑娘，有让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像个人的……“家”的感觉。王顺子则想起死去的弟弟，想起自己之前浑噩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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