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的局势彻底稳定下来，摄政王李贞的权威日益巩固。就在这万象更新之际，晋王府内宅传来喜讯。晋王侧妃刘月玲历经十月怀胎，顺利诞下一名男婴。
消息传出，晋王一系的官员们无不欢欣鼓舞。
在这个时代，子嗣的繁衍，尤其是男丁的降生，意味着权力后继有人，派系的未来有了更坚实的寄托。
李贞之子的诞生，仿佛给这个新兴的政治集团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连日的忙碌与紧张都似乎被这新生命带来的喜悦冲淡了几分。
道贺的官员络绎不绝，晋王府门前车水马龙，喜庆的气氛甚至短暂盖过了朝堂上的肃杀。
李贞自是欣喜，事业后继有人混合着权力巅峰的成就感，让他意气风发。
为示庆贺，也为了进一步收拢天下人心，他以小皇帝李孝的名义，接连发布数道重要诏书。
首先便是大赦天下。除了十恶不赦等重罪，其余囚犯视情节轻重予以减刑或释放，以此显示新朝的宽仁，缓和吴王时期留下的严苛气氛。
紧接着，宣布增开恩科。于次年春增设一次科举考试，广纳天下贤才。
诏书明确表示，此次恩科将打破门第之见，侧重实务策论，旨在选拔真正能安邦定国、治理地方的人才。
这道命令如同在略显沉寂的士林中投下一块巨石，激起千层浪。
无数寒门学子乃至有志于新朝的官吏都开始摩拳擦掌，期盼在这新旧交替之际博取功名，跻身新朝堂。
与此同时，一个从地方上传来的好消息更坚定了李贞深化改革的决心。
此前在他控制区域内试行的“乡老议政”制度，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良好效果。
由地方推选德高望重的长者、乡绅、乃至有声誉的庶民代表组成的乡、镇级议政会，在协助官府推行政令、调解乡里纠纷、兴修水利、教化风俗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不仅提高了行政效率，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胥吏贪腐，还涌现出一批颇具体察民情、处事公允的基层能人。
基于此，李贞力排众议，发布了一道堪称石破天惊的诏书：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并确立“议会”制度。
诏书明确规定，乡镇议会每年一选，县级议会两年一选，州府级议会三年一选。
议会虽无最终决策权，但对地方赋税、徭役、公共工程、学政等事务拥有审议、建议和监督之权，地方官员的重大决策需通报同级议会。
这道诏令，旨在将底层的声音部分纳入统治结构，虽仍是皇权下的有限参与，却已是对传统官僚体系的巨大冲击。
更大的变革接踵而至。针对大唐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沉疴，李贞与心腹谋臣经过周密筹划，推出了全新的地方行政架构改革方案。
他宣布，将大唐原有的道、州、县三级行政体制重新规划，划分为十八个行省，如直隶、河东、河南、江南、陇右等，在行省之下，设府、州、县。
同时，设立一套职权分明、相互制约的省级官职。
总督为地方最高长官，通常掌管一省或数省（如重要的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军政大权，是真正的封疆大吏，但侧重于军事协调与重大政务统筹，且任期有限，定期轮换，以防坐大。
巡抚：每省设一员，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主管全省民政、赋税、司法、教育等一切政务，并拥有监督考核地方官员之权，地位仅次于总督，但职权更为具体和日常。
总兵负责一省或战略要地的军事防务，统辖数万兵力。
但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无独立财政权，军队粮饷由布政使司拨付；无随意调兵权，需凭兵部与皇帝（摄政王）的兵符方能调动；且需接受总督、巡抚乃至朝廷特派提督的多重节制。
总兵主要职责在于训练军队、整修军备、维持地方治安，并可参与剿匪、救灾抢险等事务。
布政使专管一省财政与人事，负责赋税钱粮的征收、国库收支、以及省内官员的考核任免等，相当于后世的省长，但更侧重于财政和人事。
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刑名、监察官员风纪、维持治安，拥有复审案件、弹劾官吏之权，类似后世的省级公安、司法长官合一。
这一套改革，的核心在于“分化事权，互相制衡”。
总督、巡抚、总兵、布政使、按察使五大员职权交错，又相互监督，任何一人都难以独揽一省大权，从根本上削弱了地方形成独立王国的可能性。
财政、军事、行政、司法诸权分离，有效地将权力收归中央。
当李贞在小型朝会上向核心成员阐述这套复杂而精密的改革方案时，连一向智计百出的武媚娘也不禁看得眼花缭乱，心中震撼不已。
她自诩精通权谋，善于在现有的规则内纵横捭阖，却从未想过可以从根本上重构整个国家的统治机器。
武媚娘看着自己的夫君，这个有时显得过于正直、甚至有些理想化的晋王，竟能想出如此环环相扣、深谋远虑的制度设计，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政治智慧，更是一种超越时代的宏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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