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10月8日，神都金融街，南洋开发银行总行大厦奠基仪式。
张弼士站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面对台下数百名中外银行家、商界代表和各国记者，声音洪亮：
“诸位，今日奠基的不仅是银行大厦，更是南洋侨胞与故国血脉相连的象征！南洋开发银行由帝国皇室、南洋中华总商会及全球一百二十七家华商联合注资创立，初始资本五千万华元，旨在促进东亚经济合作与发展！”
台下响起热烈掌声。英国《泰晤士报》记者低声问身边的德国同行：“五千万华元……折合多少英镑？”
“约合五百五十万镑。”德国记者咋舌，“这已经超过德意志银行在远东的全部资本了。”
张弼士继续宣布：“银行首期业务，将向清政府提供两千万华元长期低息贷款，用于国家重建与民生改善。具体条款已与清廷户部达成初步意向……”
这话一出，台下各国银行家脸色各异。英国汇丰银行的代表皱眉——这等于直接抢了他们在清国贷款的生意。法国东方汇理的人则若有所思：大夏这次出手，恐怕不只是商业行为那么简单。
仪式结束后，张弼士在临时会客室接见了英国驻神都商务参赞布朗。
“张尚书，”布朗开门见山，“贵国此举是否意味着要全面介入清国财政？这可能会影响各国在华商业利益。”
“参赞先生误会了。”张弼士笑着递过雪茄，“南洋开发银行是纯粹的商业机构，贷款业务公开透明。况且——贵国在南非事务繁忙，想必也希望远东保持稳定吧？”
这话绵里藏针。布朗听懂了潜台词：英国在南非刚签了和约，需要时间舔伤口，大夏这时候在远东动作，英国最好别插手。
10月15日，武昌辜鸿铭私宅。
深夜十一点，书房里只点着一盏台灯。辜鸿铭——这位精通九国语言、担任张之洞首席洋务幕僚的奇才，此刻正仔细阅读手中的密函。信是以“南洋文化研究会”名义寄来的，但落款处那个特殊印章让他明白，来信者是谁。
“辜先生台鉴：闻先生近日力倡‘中西体用’之说，深以为然。南洋侨胞愿资助先生创办《华夏新论》月刊，传播新学，启迪民智。首期经费五万华元已存入汇丰银行先生户头，后续按需拨付。另，南洋大学拟聘先生为名誉教授，年俸三万……”
辜鸿铭放下信，长长吐了口气。五万华元，够他办十份杂志了。更重要的是，这代表了某种认可——对他这些年坚持的“中华文化为本，西方科技为用”理念的认可。
他走到窗前，看着夜色中的武昌城。张之洞老了，湖广的未来需要新思路。而大夏……这个迅速崛起的华人帝国，似乎真的在走一条“中西合璧”的新路。
“罢了。”他喃喃自语，回到书桌前，提笔回信：“承蒙厚爱，敢不从命。《华夏新论》当为华夏开新声……”
10月22日，厦门鼓浪屿外海。
晨雾中，三艘灰色涂装的军舰缓缓驶入预定锚地。领头的“镇涛”号装甲巡洋舰舰桥上，海军陆战队第一团团长陈少白大校放下望远镜，对身边的参谋长说：“通知各舰，按计划展开登陆演习。记住——动作要标准，但不要真打实弹。”
“是！”
半小时后，鼓浪屿海滩上出现了让当地居民目瞪口呆的景象：数百名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员从登陆艇冲上沙滩，迅速建立滩头阵地，工兵架设临时码头，通讯兵铺设野战电话线……
“这……这是要打仗？”一个老渔民吓得手里的渔网都掉了。
“演习！演习！”维持秩序的厦门知府衙役连忙解释，“大夏海军例行训练，大家不要慌！”
但消息还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厦门。不到半天，各国驻厦门领事馆都收到了报告：大夏海军陆战队在厦门附近进行登陆演习，规模约一千二百人，装备精良。
英国领事馆里，领事詹姆士看着报告，脸色难看：“他们想干什么？示威吗？”
“恐怕是的。”副领事低声道，“福州、广州、琼州也传来消息，都有大夏军舰活动。虽然都说是‘例行训练’，但这个时间点太巧合了。”
詹姆士走到地图前，看着那几个被标注出来的港口，忽然明白了大夏的用意：这是在告诉南方各省——帝国海军随时可以出现在你们家门口。想完全倒向列强？先掂量掂量。
11月5日，京城东交民巷英国公使馆。
唐绍仪与英国公使欧格讷的会谈已持续了两个小时。
“……公使先生，帝国在东南亚的利益诉求很明确：维持区域和平稳定，保护侨胞权益。”唐绍仪品着红茶，语气轻松，“至于清国南方各省与贵国的商业往来，那是正常的国际贸易，帝国并无意干涉。”
欧格讷眯起眼睛：“唐大人，明人不说暗话。贵国最近在沿海的军事活动，已经引起了各国关注。我们希望得到明确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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