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从事畜类交易积累下的金银、绸缎，以及各类可作重宝流通的稀世之物，依然完好无损地存于手中。
即便失去了那几十万头牛、羊、驴和马，他也只不过是从数一数二的巨富商人，滑落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豪强罢了。
况且他与各戎族部落的交情仍在，只要花些时日，重新恢复往来交易，
不出三五年，那些牲畜便又能重新聚集起来，数量甚至可能更胜从前。
因此，拿眼下这几十万头牲畜当作筹码赌上一把，
赌秦国和秦王给予他的回报，远超过这些牲口所值，他认为这个险值得一冒。
当听到乌氏倮毫不犹豫地应允，秦王嬴政也不再迟疑，当即说道：“好！你献数十万牲畜予秦国、献于寡人，实乃大功于国，大利于君！
今日，寡人特破成例，封你为‘乌氏君’，赐五大夫爵位！”
“封君？”
“乌氏君？”
站在殿下的廷尉李斯望着天幕中的一幕，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他原以为，天幕上的“秦王嬴政”赐乌氏倮五大夫之爵已是极尽恩宠，
谁知竟会如此慷慨，直接赐以“君”号，着实出乎所有人意料！
这般殊荣，连他自己都忍不住心生艳羡。
不止是他，在场所有文武大臣之中，除了已受封武成侯的王翦、通武侯的王贲之外，又有谁不眼热这份天降厚赏？
所谓“封君”，并非秦国二十等军功爵中的正式等级，而是一种特殊的尊荣称号。
早在战国之前，列国沿袭周制，实行宗法分封：天子封诸侯，诸侯封卿大夫，卿大夫再封士人。
虽有上下之别，但皆属统治阶层，各自在封地内掌握实权。
譬如卿大夫，名义上是诸侯属臣，却能在自家领地上筑城设防、组建军队、任命官吏，俨然如一个小国之主。
然而自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之后，周室威望日衰，旧有的分封体制逐渐瓦解。
列国兼并频繁，君主集权趋势加强，谁也不愿再将土地轻易分授臣下，以免削弱自身权力。
于是各国纷纷变法，力求打破贵族世袭格局，建立新的激励体系。
秦国商鞅变法所创的军功爵制，便是典型。
此举既激发了庶民从军立功的热情，也避免了权力因封土而分散。
在这一制度下，获爵者虽可得田宅赏赐，
却不得像昔日贵族那样，在封地上行使行政、赋税、治民之权。
东方六国亦大致如此。
尽管仍保留“卿大夫”等旧称，
但其实际地位与权限，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旧制延续数百年，盘根错节，岂能一朝废除？
毕竟牵涉太多权贵利益，不可能一场变革就彻底剥夺他们的特权。
此外，新爵位在吸引力上，相较过去的实封贵族仍有不足。
为此，列国另设“封君”之制，作为对传统分封的一种折中延续。
封君分为两类：一是实封，二是虚封。
实封者享有封地的实际控制权，可在辖区内自主治理，掌握民政、财税、兵事，形同独立小邦。
如秦国将商地十五邑封予卫鞅，称“商君”；魏国以信陵之地授公子无忌，号“信陵君”。
此类封君，几乎等同于一方诸侯，在自己的地盘上拥有极大自主权。
在封地之内，封君掌握至高权力，可修筑城池、组建军队、设置属官，建立起一整套独立的行政体系。
比如商君卫鞅，身为商邑之主，在秦孝公去世后为求自保，曾调动自己封地的兵力进攻郑地，最终被秦国正规军击溃。
此处所谓的“邑兵”，实则是卫鞅私人掌控的武装力量，这也反映出封君对其领地拥有独立的军事权。
又如墨家钜子投靠楚国阳城君时，阳城君授予其符节信物，命其代为镇守封邑。
这位钜子只对阳城君本人负责，并不隶属于楚国中央政权，可见封君有权任免治下官员。
再看齐国的孟尝君，受封于薛地，世人称之为薛国之主。
当他一度失势被贬时，薛地竟可脱离齐国控制，不依附任何诸侯而自立。
这说明封君对其领地具备外交上的自主权，封土实质上被视为私产，而非国君直接管辖之地。
由此可见，真正享有实封的贵族，地位已与春秋时代的卿大夫无异。
因此这类封赏通常仅授予对国家有重大功勋之人，寻常臣子难以企及。
至于虚封，则仅有名号与俸禄，虽有尊荣却无实际治理之权，不得干预地方事务。
譬如早年的武安君白起、武信君张仪，以及如今的纲成君蔡泽等人，虽称“君”，但并无具体辖地。
尽管如此，仅凭一个“君”的称号，已是极高的荣耀。
须知除王室子弟外，整个秦国历史上能获此殊荣者屈指可数。
而上述几位，哪一个不是为国建下赫赫功业？
如今乌氏倮，不过是一介边地牧主、行商之人，既无战功，也未参与朝政，凭什么能与白起、张仪、蔡泽等重臣并列，得享同等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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