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最令他担忧的，是那个“自己”还未及面见太子，便因种种意外早早陨落。
若真如此，那可真是命途多舛，徒唤奈何。
因此韩信只能在心底默默祈愿，希望天幕中的那个“自己”运气够好，早日现身于太子之前，赢得他的青睐。
唯有如此，他才能提前摆脱困顿，尽早迎来施展抱负的机会。
与此同时，在咸阳城内，获准观天幕的相里季再次叩首谢恩后起身，目光紧紧锁定在天幕上的太子扶苏身上。
方才扶苏所认同的几点主张，恰好契合墨家的理念；而未被提及的部分，则意味着可能存在分歧。
这关系到墨家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容不得半点疏忽，必须全神贯注地倾听与思量。
听闻太子明确支持“尚同”“天志”“非命”“节用”“节葬”这五项主张，相里季并未欣喜，反而眉头越皱越紧。
因为这意味着其余五项——“兼爱”“非攻”“尚贤”“明鬼”“非乐”，并未得到太子的认可。
尤其是“兼爱”与“非攻”，几乎可说是墨家立派之本、思想之魂！
倘若连这两条核心都无法获得太子首肯，那么从本质上讲，整个墨家学说都将难入储君之眼。
见相里季神色沉重，太子略作思索，决定由影响最小的“非乐”谈起，以免对方一时难以接受。
“先说‘非乐’吧，墨子为何要反对音乐舞蹈？”
“其理由不外乎两点：一是君主与贵族沉迷歌舞宴乐，劳民伤财，耗费巨大，于国无利，故应废止。”
“这种看法有没有道理？”
“有，但也不全然正确。”
“不可否认，统治者为满足私欲频繁举办歌舞盛会，的确耗费人力物力，对国家并无裨益。”
“可是否就能因此彻底否定音乐舞蹈的存在价值，认为它们对百姓、对社稷毫无益处呢？”
“孤以为不然。”
“墨子只看到乐舞被权贵滥用的一面，却忽略了它安抚人心、凝聚士气、振奋精神的正面作用。”
“举个例子，先前父王亲率文武百官祭祀靖灵殿与英灵碑时，自宫门至祭坛一路皆有乐师舞者相伴奏演。”
“那次动用了三百余名乐舞之人，奢不奢侈？”
“孤坦然承认——确属奢华！”
“毕竟按礼制，天子之乐不过八佾六十四人。”
“但这般奢华，就代表那场仪式毫无意义吗？”
“绝非如此！”
“那一日的乐舞庄重恢弘，彰显了秦国对牺牲将士的敬意与追念，极大地增强了国民的归属感与凝聚力。”
“可以说，这场演出所带来的精神力量，丝毫不逊于一场重大战役的胜利。”
“不止是在国家祭祀之中，乐舞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战场上，每当主将带领将士齐声高唱《秦风·无衣》，秦军便会士气高涨，视死如归，攻势如潮。”
“这正是乐音鼓动人心、激扬斗志的明证！”
即便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乐舞也常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譬如，当乡民在山野间偶遇猛兽，心生惧意时，往往会高声唱起《秦风·无衣》，借那雄壮之音提振胆气，使自己临危不惧、昂然前行。
又如，当男女彼此倾心，情愫暗生之际，也会轻吟《诗经·关雎》，以婉转歌声传递心意，诉说心中柔情。
言语有时确实单薄，难以承载人心深处千回百转的情绪——悲喜交集、愤懑难平、欢欣雀跃或忧思成结，皆非三言两语所能尽述。
此时，乐舞便成了情感的出口。
歌以言志，乐以传情，人们借旋律与舞姿将内心波澜尽情释放，或将激昂豪情融于鼓点，或将哀怨愁绪寄于丝竹。
唯有如此宣泄抒发，心结方可化解，精神得以舒展，不至于郁郁寡欢、积虑成疾。
因此，无论对国家还是对黎民，乐舞的存在都具有深远意义。
墨家与墨子不应全盘否定乐舞的价值，而应审视其使用场合与目的。
若有人仅为满足私欲，频繁设宴奏乐，极尽奢华之能事，耗费人力物力，此类行为自当严厉批判。
然而，若为祭告先烈、祈佑社稷，或于战前鼓舞士气，唤起将士忠勇之心，所用之乐舞，则合乎道义，无可厚非。
更不必说民间百姓自发起舞、随兴而歌，无须专人操办，仅凭一腔真情流露，借歌抒怀，以舞释情——这般自然淳朴之举，何来可禁之理？
相里季听完太子扶苏这番话后久久沉默，眉宇间泛起思索之色。
良久，他缓缓抬头，望着扶苏，郑重地点了点头：“殿下所言，确有道理。”
“真正值得非议的，并非乐舞本身，而是人心中的动机。”
“倘若只为享乐纵欲，动辄召集乐工舞者大兴排场，劳民伤财，自然应当谴责。”
“但若是用于祭祀英魂、激励军心，所需之乐舞庄重肃穆，出于公义，那便是正当之举。”
“至于百姓自娱自乐，或月下踏歌，或节庆起舞，不过寻常生活之情趣，既不扰民，也不费财，又岂能加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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