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他们离世之后，岁月流转，环境更迭，曾经被视为真理的看法，未必还能经得起今日的检验。
关于鬼神之事也是如此。
也许在过去，由于认知有限，圣王贤人乃至当时所有人都对鬼神了解不深。
因而得出“鬼神确实存在”这一在当时看来合理的结论。
然而到了今日，我们有了更多的观察与思考方式，可以重新审视鬼神是否真实存在。
通过深入探究，我们完全可能得出一个符合当下认知的新判断：鬼神并非实有其物。
天幕之下，相里季与其他几位墨家博士望着太子扶苏的一番言论，面露震惊。
他们本以为太子会另辟蹊径来驳斥墨家“明鬼”的主张，甚至私下还盘算着——一旦天幕中的“相里季”应对失措，便立即起身替他反驳，以正视听。
尽管他们的声音无法真正传入天幕，但至少能让始皇帝、满朝文武以及诸子百家的学者们明白：墨家“明鬼”之说是站得住脚的。
错的只是天幕里那个不够机敏、答不上来的“相里季”，而非墨家学说本身。
谁知太子扶苏并未另起炉灶，而是直接借用墨子当年用来证明鬼神存在的论点反将一军。
墨子不是说过，圣王贤人的言论皆为可信，因其德高望重，故其所言必真？既然如此，为何商汤不沿用夏启的治国之策？
为何周武王与周公旦不照搬商朝的制度？
后来列国又为何纷纷舍弃周初礼法，改行新政？
难道商汤、周武王、周公这些人不是公认的圣王吗？
如果他们是圣王，那他们的治国之道理应万世不易，为何后人弃之如敝履？
而且正是抛弃旧法之后，各国反而实现了富强昌盛，这不是恰恰说明，昔日圣王的做法也有局限甚至错误？
既然圣王的治国之道都可能过时，那他们对于鬼神的看法，又怎可断定永远正确？
反之，若说商汤、周武王、周公并非圣王，那么他们的话还有多少权威性可言？
若是连他们都算不得圣王，墨家引用他们的言论来支撑鬼神之说，又怎能令人信服？
无论怎么回应，最终都会导向同一个结果：圣王贤人的观点，并非绝对正确，也不一定值得盲从。
更要紧的是，太子这番话，并非凭空立论，而是完全基于墨子自己提出的逻辑展开推演。
要想驳倒太子，就必须先否定墨子原有的立论基础。
可一旦否定了墨子用来证明鬼神存在的根本依据，岂不是等于从根本上动摇了“鬼神实有”的说法？
在这一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应对中，无论是代表相里氏墨学的相里季等人，还是栖居齐地的相夫氏一脉，抑或是扎根楚地的邓陵氏传人，此刻皆无言以对。
倘若抛开那神秘莫测、超越凡俗认知的“天幕”不谈，
单凭太子扶苏方才那一段推理论述，便足以令整个墨家阵营不得不重新审视乃至放弃“明鬼”这一立派根基般的信条。
相较之下，相里季等墨家博士只能瞠目结舌，默然无语；而立于群臣前列的廷尉李斯，以及诸多法家门徒，则难掩心中喜悦，脸上浮现出会心笑意。
毕竟，面对墨家提出的难题，太子扶苏并未借助儒者的辞令或道家的玄思，而是直接援引法家先师商君之言作答——且说得如此有力、如此透彻。
“治世不一道，变国不必法古！”
仅此一句，便道尽了商汤何以革除夏启旧制，周武王与周公又为何舍弃殷商成规；更解释了为何法家要突破周室礼法，另辟新径！
想到此处，李斯心中不禁生出一丝热望：不知何时，太子扶苏能真正跟随天幕中的“自己”修习法家学问？
这哪里是寻常弟子？分明是天生契合法家精神的奇才！
未曾系统研习过法家典籍，只是长久伴于天幕中“秦王嬴政”身侧，耳闻目染些许法家故事与治国理念，竟已能领悟至此等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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