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的官职从来不是世代相传的。
早在商鞅推行变法之际，世袭爵位的旧制便已被彻底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以军功论赏、按战功授爵的新体系。
从那以后，即便是王室子弟若想获得爵禄，也必须亲赴沙场，用鲜血换取功名；至于普通贵族与卿大夫家族，更无例外可言。
正因如此，那些根深蒂固的老秦宗族对商鞅恨之入骨——哪怕他早已身死，仍要将其尸首五马分尸，诛灭全族，泄愤不已。
然而，商鞅之死并非徒劳无功。
他的牺牲，换来了后续历代秦君权力的空前集中。
而君权的高度统一，又使得全国上下政令畅通，意志一致，整个国家如同精密运转的器械，皆随秦王心意而动。
这正是秦国相较于其他六国更具行动力的根本所在。
因为别国往往有数代把持要职的世家大族盘踞朝堂，而秦国却没有这样的积弊。
朝廷之中文武百官的升降去留，全凭秦王一语决断；他们的荣辱兴衰，皆系于君主掌中。
这便是打破世袭带来的真正好处。
如今太子扶苏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秦王便不必再担忧将来有人能以巧言令色架空其权柄。
想到此处，秦王嬴政转头看向扶苏，问道：“你方才提到，可通过某种考核方式甄选天下英才，可有更具体的设想？”
虽然如今秦国已无旧日垄断权势的世卿大族，朝中官员任免皆由他这位秦王亲自裁定，
但他在选用贤能方面，依然缺乏系统性与稳定性。
说得直白些，能遇上什么样的人才，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机缘巧合——
要么是某人立下军功，凭借军功一步步晋升至他眼前；
要么依赖客卿制度，看是否有外来谋士主动投效或举荐他人；
再不然就是通过聘贤之法，在民间寻访隐逸之士。
而这三种途径中，后两者极不稳定，近乎听天由命。
运气好时，或可得李斯这般栋梁之才；若运道不佳，则多为平庸之辈。
唯有第一条路径——军功授爵，尚算得上制度完备、持续输出人才。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由此途径脱颖而出者，大多是擅长征战杀伐的“战将”，而非善于理政治民的“治臣”。
换句话说，让他们带兵打仗、冲锋陷阵，自然所向披靡，无人能敌；
可若要他们参与国策制定，辅佐君主治理社稷，则未必堪当重任。
而刚才扶苏所言，却让秦王敏锐地意识到——或许存在一种新的机制，能够像军功授爵那样体系化、常态化，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送真正的治国之才。
听到父王发问，扶苏微微一怔。
不过这个问题，他此前确曾思索过。
自从建立起太子六部以来，他愈发感受到属下办事人手捉襟见肘。
可他又不便再向父王开口求援，毕竟之前已调拨了一批官吏归其使用。
即便这次还能再得支持，但随着六部架构日益扩展，未来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多。
至于教育司里正在培养的新秀，眼下还远未成熟，难堪大用。
因此，他也萌生了自行对外延揽英才的想法。
好在羊毛贸易持续推进，六部财政日渐宽裕。
有了银钱做支撑，招贤纳士也就有了底气。
也许暂时无法给予高位显职，但厚禄重金，他还是可以大方相赠的。
因此，他与自己的老师——吏部尚书、纲成君蔡泽，已初步商议出一套吸纳天下英才的构想，只是尚在酝酿阶段，未正式推行。
如今父王问起，太子扶苏便将心中所谋和盘托出：“因六部人手紧缺，此前我与老师共议，拟定了一项选拔贤能的新法，名为‘分科取士’。”
“顾名思义，便是依不同门类分别举荐人才。”
“目前暂设三科：文士科、工技科、农事科。”
“每科再按实际所需，设定考题进行甄别。”
“以文士科为例，考核内容包括识字、算术、律法理解以及治政策论等。”
“识字一项，是察其是否通晓文书；算术则测其能否运算钱粮数目；律法在于检验其对秦律条文的掌握程度；而策论，则是看其对国家治理、地方政务是否有切实可行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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