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这样的地方去种庄稼，纯属赔本买卖，傻子才干得出来。
退一步讲，有些贵人在乡下确有田庄，田里也能用上粪肥。
但要把城里的粪便千里迢迢运回去，人力车马皆需耗费，成本不菲。
一旦运输开销超过肥料本身带来的收益，这笔账便划不来。
若想节省成本，就得等粪堆积到一定数量再集中运送。
可这么一来，腐臭之气四溢，势必扰了贵人们在城中的清幽生活，惹人厌烦。
综上所述，哪怕城中权贵明知粪肥有用，也难以真正将其变现利用。
倘若为了这点蝇头小利去收粪运粪，反倒可能被同僚讥笑为“与污秽为伍”，落得个身份跌落、颜面扫地的下场。
这种丢了脸面、失了体统的后果，远比那点微薄收益严重得多。
因此，垄断县城粪便生意，非但仍有巨大利润空间，而且极具操作价值。
唯一的难题在于：如今觊觎这块肥肉的人必然增多，竞争势必激烈。
若想独占此利，单靠民间运作难成气候，必须取得官府默许乃至支持，方能成事。
这样的话，原先打算给衙门差役们留的那份好处，恐怕就不够打动人心了。
恐怕得再多分出一些利头，才有可能换来县府上下点头应允。
可若让出去太多，自己赚到的也就所剩无几了——这中间的轻重，必须把握得恰到好处才行。
刘季心中反复思量：到底该用什么法子，才能让沛县的县令、县丞愿意把全县百姓积下的粪肥交由自己独家收运？
而在咸阳宫中，始皇帝嬴政与满朝文武也被天幕上那位“许子”所言的亩产之数震得久久无言。
原本以为，代田法这一项发现已是意外之喜，谁知紧接着竟又抛出肥料之法，更令人瞠目！
而细细想来，这肥料的重要性，竟丝毫不逊于代田法本身。
更惊人的是，二者竟能并行使用，效果叠加，使得粮食产量层层递增。
最终竟能让原本亩产二三石的土地，提升至四五石之多——相当于直接翻了一倍有余！
若非这位“许子”早已不在人世，单凭此等功绩，便足以令嬴政亲赐封侯之赏！
且此等封赏，朝中文臣武将，乃至天下黎民，皆会心服口服，毫无异议。
即便此法并非许子一人独创，而是他与众多农家后学共同研得，那也足够为许子加授显爵，其余参与之人亦当受封低阶爵位以示嘉奖。
可惜的是，除非大秦本土的农人学子能抢在天幕揭示前，率先摸索出新的增产之术，否则嬴政断不可能因另一个世界中“农家子弟”的功劳，而赐予本朝之人爵禄。
毕竟，他国之功，不能算作本国之劳。
但转念一想，也无需遗憾。
天幕中的那些农家后辈，在太子扶苏扶持之下，短短两年便成果斐然。
那么如今，大秦自己的农学之士，既有前人铺就的道路可循，又有朝廷鼎力支持，未来必能推陈出新，研出更多切实可行的增产良方。
也正是在此刻，嬴政再一次意识到天幕的真正价值——它传递讯息之迅捷高效，实乃前所未有。
譬如代田法与各类肥料的制作之法，若单靠大秦官吏逐地推行，少说也需三五年光景，百姓方能逐步掌握。
可如今通过天幕昭示天下，不出数月，明年春耕之时，各地农户便可尽数应用。
待到夏收时节，天下田亩的收成，普遍翻上一倍甚至更多，已是指日可待。
届时，派往四夷的使者也该带回消息了。
若有哪个部族仍不肯将牛羊驴骡售与大秦，那大秦也不妨以兵戈相问。
此前之所以按兵不动，除却需稳固内政之外，粮草供给亦是掣肘所在。
可一旦民间亩产提升一倍以上，后勤压力即便未能全消，至少也已缓解大半。
再由国库稍作补贴，支撑对外征伐的军需，便不再是难题。
嬴政默默盘算着：待天下粮产提升之后，新增赋税该如何调配使用，方能利国利民。
当听到许子详述肥料之效时，太子扶苏激动难抑，猛然起身喝道：“妙哉！孤定当奏明父皇，为诸位请功！”
须知，代田法与肥料之法一旦落实，可使天下百姓每亩所获翻上一倍有余！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仅从粮食产出的角度来看，现有的耕地所能供养的平民数量，便可在眼下基础上翻上一倍甚至更多！
说到底，列国之间的较量，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人口的较量。
而人口的多寡，往往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战事上的潜在力量是否雄厚。
为何秦国能在七雄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如今最强盛的诸侯？
除了商鞅变法奠定根基、军功授爵激励士气，以及历代君主励精图治之外，还有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不容忽视——
那就是，秦国目前拥有的平民人口大约在四百万至五百万之间，占了七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堪称列国中百姓数目最为庞大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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