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不至于揭竿而起、犯上作乱,但这股郁结之气,已在民间悄然弥漫开来。
对君上的敬畏未失,却已多了一丝怀疑;对贵族的信任尚存,却已掺进几分失望。
而对于身处秦国的普通百姓而言,其他诸侯国的平民也不免生出几分向往与羡慕之情。
当然,在列国之中,并非无人察觉到这一变化背后的深意。
然而即便有人看透,也无能为力——纵使他们也希望像秦国那样,向庶民分发那些先进的农耕、纺织与水利工具,现实却根本不允许。
其一,各国自身或世家内部早已缺乏足够的匠人资源,来大规模制造这些新式器具;
其二,秦国采取的是“先发放、后兑换”的方式,让百姓提前使用再逐步偿还。
若他国君主或贵族想要效仿,首先就得掂量:自己的国库或家底是否撑得住如此庞大的前期投入?
更关键的是,这项政令能否真正推行下去,仍是未知数。
毕竟其余诸侯国君的权威远不及秦王嬴政那般强势,无法压服国内盘根错节的权贵势力。
一旦提出此类举措,势必引发朝中公卿、官吏之间的激烈争辩。
你来我往地争论不休,或许拖上数月乃至数年,才勉强达成口头共识。
而更多时候,不过是吵得热闹,最终不了了之。
即便最终通过决议,真正落实到地方,又不知要耗费多少时日。
其三,就算他们想从巴清麾下的商队手中购买那些从秦国“偷运”出来的新式器具,也难以大批量购入。
原因显而易见:巴清的商队冒着被发现即斩首的风险,将这些器物悄悄带出国境,自然要抬高价格,动辄溢价数倍,甚至十几倍、几十倍。
若无厚利可图,谁又愿意铤而走险做这等买卖?
因此,多重因素叠加之下,这些提升民生效率的新工具,几乎不可能在其他诸侯国的民间广泛普及。
四年过去,除了各国君主与权贵私有的田庄已陆续配备之外,其余地方仅有极少数本身精通手艺的百姓,凭借见过实物后的粗略印象,自行摸索仿制,才勉强得以使用。
反观秦国,却借由这些器具的对外流转,从列国权贵手中攫取了巨额财富。
然而,这类收入若与纸张带来的利润相比,仍相去甚远。
自古以来,文书多以竹简书写,或用丝帛誊录,前者笨重不便,后者昂贵难承,皆不利于日常使用。
而新出现的纸张则轻薄柔韧,兼具丝帛之细腻却不具其价,拥有金石之耐久却无其沉重。
一经巴清商队悄然推广至列国,立刻在各国君主、贵族、学派学者与天下士人之间掀起热潮。
纸张实在太过轻巧雅致,令人爱不释手。
更何况,哪一家权贵、哪一派学者,没有几卷传世典籍刻于竹简之上?又有谁不渴望将自己的家学或着作,誊写于洁白如雪的纸上呢?
可以说,几乎所有有身份、有学问之人,心中皆怀此愿。
因此,每当巴清的商队冒险将仅限秦国内部使用的“秦纸”偷偷运入他国,消息甫一传出,各国君卿、学派名士便争相抢购,往往瞬间售罄。
近两年来,工部中的墨家弟子还对造纸工艺进行了精进:
例如,在原本纯净的纸浆中掺入天然香料,使成纸自带幽微清香;
又如,在纸张定型时巧妙嵌入各诸侯国的国名印记,使其成为专属定制的“赵纸”、“楚纸”、“魏纸”等品类。
这些升级后的纸张更为精致奢华,深受各国上层青睐,需求日益旺盛,几近供不应求。
于是到了后期,巴清的商队干脆不再经营其他货物,专事纸张贩运,客户也锁定在列国权贵、学派领袖与饱学之士之间,生意愈加兴隆。
毫不夸张地讲,秦国当年灭韩那场大战的军费,大半是靠这几年卖纸挣来的银钱撑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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