圜殿大门缓缓关闭。
朱由榔独自坐着，脑海之中思索关于孙可望的一切。
今日他所做的决策，无异于走钢丝，但他胸有成竹。
孙可望接到自己这封诏书的时候，除了恼火之外，定然是想办法破敌，而非直接投降建奴。
“孙可望……”
朱由榔无声地咀嚼着这个名字。
他比这个时代的任何人都更“了解”此人。
一个自恃才略、野心勃勃，最终梦想是黄袍加身的枭雄。
原本的历史上，此人会在贵州安龙将自己也就是永历帝软禁，自设内阁，任命百官，行僭越之事，完全架空朝廷。
他心中所想，从来不是忠君，而是“与其联合明朝做臣子，不如自立为帝，北上抗清”。
这才是孙可望政治野心的终极核心。
为此，他可以暂时容忍大明这面破旗，可以忍耐，可以算计。
但他绝不能忍受的，是屈居人下——尤其是屈居在一直被他视为部属、却更得军心、更具帅才的李定国之下！
当李定国迎驾昆明，光芒万丈；当部下离心，众叛亲离；当他称帝的美梦被现实击得粉碎……他赖以生存的权力世界便崩塌了。
什么抗清大义，什么政治理想，在那一刻都“灰飞烟灭”。
剩下的，只有对李定国刻骨的嫉恨、对失去权势尊荣的恐惧，以及最原始的求生欲。
降清，于他而言，成了对李定国和明朝最恶毒的报复，也成了向更强胜利者乞求一线生机和残存体面的最后手段。
那是他野心终极的、也是最不堪的破产。
“而现在……”
朱由榔的目光如冰锥般刺向北方全州的方向。
“这一切都还未发生。孙可望正走在野心的上升之路上！”
此刻的孙可望，权力在握，兵马雄壮，抗清之战看似大有可为（至少机会在手）。
湖广这一仗，如果他打赢了，击溃多铎，那么他个人的威望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权势将空前膨胀。
那距离他“国主”、乃至“帝王”的梦想，才是真正触手可及的阶梯！
他怎么可能在此时，就自毁长城，去选择那条身败名裂、仰人鼻息的绝路？
这正是朱由榔敢下如此重注的底气所在！
他发出的诏书，看似绝望摊牌，实则每一句话都精准地敲打在孙可望当前的利益算盘上。
“这是在与虎谋皮，也是在驱虎吞狼。”
朱由榔低声自语，嘴角噙着一丝苦涩的冷笑。
“孙可望，朕知你欲为帝，知你终将不堪。但此刻，你的野心，你的算计，便是朕唯一能借用的力量！
你想坐到那张椅子上，现在，就先去替朕，替这大明江山，把北面的豺狼啃碎！”
这是一场极度危险的博弈，赌注是国运残存的一口气。
但朱由榔别无选择，而且他“知道”，在孙可望野心破灭、彻底堕入那悲剧终局之前，此刻，正是利用这头猛虎凶性的唯一窗口。
…
次日，桂林城外的漓江码头。
数十艘大小不一、饱经风浪的海船、江船缓缓靠岸。
船上卸下的，是一袋袋沉重的粮米，一箱箱封存严密的硝石、硫磺、生铁，以及为数不多但至关重要的鸟铳与火炮子药。
这是来自福建，来自朱成功的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大规模援助。
押运的使者是朱成功麾下一名沉稳的游击将军，他风尘仆仆，面有菜色，显然旅途极为艰辛。
入宫觐见时，他带来的不只是物资，还有一封朱成功的亲笔奏报，以及一番沉痛的当面陈情。
圜殿，气氛比迎接粮船时更加凝重。朱由榔看罢奏报，又听罢使者压抑的禀告，久久无言。
奏报和言辞的核心清晰而残酷：
“陛下，福建方面，人力物力已近枯竭。
此次三万石粮米及军资，已是倾尽全力，刮尽地皮所得。
水师将士及沿海义民，亦要吃饭，也要御敌。清廷频频进犯，我部主力需时刻备战，拱卫金厦根本。”
“此后，粮秣军资接济，恐难以为继。非不愿，实不能也。望陛下体察福建之艰危，早做他图。”
使者跪地，以头触地：
“国姓爷命末将禀告陛下，他……他愧对陛下，愧对太祖太宗！
然福建一隅，确已力尽。清虏封锁日严，海上转运风险倍增，且……且财力实不堪再负。
国姓爷言，唯有励精图治，死守东南一隅，牵制虏师，方可遥应陛下，此乃……此乃无奈之下，唯一能尽之心力。”
话说得委婉，但意思再明白不过：输血到此为止，福建自己也快撑不住了。
朱由榔看着地上那忠诚而又疲惫的将领，心中五味杂陈。
有感激，这三万石粮米在此时无异于雪中送炭，至少能为前线再争取一些时日；
有理解，他知道朱成功绝非推诿，其在东南独抗清军压力，处境之艰难恐怕不亚于自己。
广西已空，广东在敌手，云贵是孙可望的禁脔且意图难测，如今连海上的支援也即将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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