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信命令剩余的六千兵马按照野战模式安营扎寨，三面团团把这座山头包围起来，另一面沿着赣江岸边扎寨，企图切断钟鹏举军的取水通道。
这样一来，刘信的兵力就捉襟见肘了，他认为山上的敌军已经疲惫不堪，他只要等到吉州的援兵来到，自己就可以完成对钟鹏举的骑兵的包围。
正在山下乱哄哄的时候。
刘信没有预料到的是，山上除了正查搜索营的两个连在辎重车队上操作弩机的是疲惫的，其余的三千骑兵将士都是以逸待劳的，除了放箭和操作马拉弩机外，体力消耗并不大。
刘信对身边的将领们说：“这支四千人的先锋马队的指挥官是谁呢？他一跨进吉州境内就做好野战的准备，警惕性之高，非常人所有！
钟鹏举身边的将领有三种：朱谨和刘威等杨吴老将，他们两个一个在洪州，一个在饶州；江州兵的降将，钟鹏举此次只带了一个李松，他在主力船队里；他身边的族兵娃娃将不在在主力船队里就在老家。”
众将领想到今晚一战，偷袭不成，却已折损三四千人，个个都面露诅丧之色。
轻装步兵伤亡超30%可能丧失组织力。轻装步兵的特点是以血肉之躯作战，防护薄弱，依赖阵型协同。
明代戚家军的鸳鸯阵（轻装步兵+少量火器），若某一作战小组伤亡超40%，整个阵型会迅速瓦解。
重装步兵/骑兵伤亡超40%濒临崩溃。
宋代重步兵“神臂弓手”部队，因训练成本高，若伤亡超40%常被视为“不可恢复性损失”（如富平之战中宋军重装部队溃败）。
蒙古具装骑兵（如“怯薛军”），因士兵均为贵族子弟，伤亡超30%即可能引发指挥层撤兵（如旭烈兀西征时对具装骑兵的慎用）。
精锐部队伤亡超20%即影响战局。
唐代玄甲军（李世民的重甲骑兵精锐），总兵力仅千余人，若伤亡超20%（约200人），李世民常被迫改变战术（如虎牢关之战中玄甲军伤亡后转为固守）。
后金八旗的“巴牙喇”护军（重装骑兵），每旗仅数百人，伤亡超30%即会导致该旗丧失突击能力（如萨尔浒之战中明军对后金护军的打击）。
技术兵种：伤亡超10%即瘫痪。
宋代床弩部队（需30人协同操作），若操作人员伤亡超30%，剩余士兵无法维持射击频率，导致远程压制失效（如澶州之战中辽军重点攻击宋军弩手）。
明代神机营（火枪手），若伤亡超20%且指挥体系崩溃，会因火力中断被骑兵冲垮（如土木堡之变中火器部队因混乱遭瓦剌骑兵屠杀）。
古代军队的崩溃从来不是单纯的数学问题：20%的伤亡可能因士气瓦解导致战败，而50%的伤亡也可能因钢铁纪律继续作战。真正决定战斗力的，是士兵对主将的信任、后勤的支撑、战术的合理性，以及战争背后的政治目标——当士兵认为“战死无意义”时，任何比例的伤亡都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钟林倍准备发动对刘信军的的反击。他不会坐等刘信重新凝聚士气，搬救兵和调集野战器械。
刘信残部伤亡超三成却执意围山，看似鲁莽的决策背后，实则暗藏“困兽犹斗”的算计。敌军一边扎营固守，一边等待吉州援兵，分明是想以逸待劳，耗死山上四千孤军。
他的侦察搜索营战士已经把刘信派去吉州送信的传令兵控制住了。
他反而有了新的更大胆的计划。
他派出两组人在铠甲外面罩上便衣抄近路向洪州传信，再从洪州飞鸽传书回钟家村。
这两组人每五人一组，传送相同的口信。
钟林倍心里估算了一下，一般而言普通征召步兵的伤亡程度与战斗力临界点：
10%—20%（可重整）；
30%—40%（阵型松动）；
50%以上（彻底溃散）。
对于刘信临时指挥的这群乌合之众，按他的估算刘信部队已经处于阵型松动阶段，差不多失去了战斗力，他要给他最后一击！使其彻底溃散！
月亮西斜，夜色裹挟着硝烟漫过山谷，刘信残部在山脚下匆忙扎营，破损的军旗在风中猎猎作响。伤员的呻吟混着铁匠敲打器械的叮当声，此起彼伏。
他们刚从惨烈的厮杀中脱身，伤亡超三成的疲惫让这支轻装步兵阵脚虚浮，此刻正翘首盼着吉州的援兵与攻城器械。却不知，山顶之上和山下，钟鹏举的四千精锐早已蛰伏如鹰，冷眼注视着山下的一举一动。
夜幕深沉如墨，钟林倍一声令下，士兵们屏气凝神，借着夜色掩护，悄然将辎重车辆组成的两道防线缓缓下移，当第一排车辆抵达半山腰时，车辕间立刻架起拒马，车厢板拼接成简易城垛，形成可攻可守的移动壁垒。而抛石机的下移更是暗藏玄机——既缩短了射程误差，又能在敌军反应前完成火力覆盖。
沉重的抛石机在粗粝的绳索牵引下，也一点点逼近山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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