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归州迅速失守的案例展望未来的夔州攻防战，不难预见，城防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砖石与兵力的堆积，更关键的是战略眼光的高下：归州守将仅着眼于“通蜀门火力薄弱”的逃遁之机，而夔州守将则精心构建了“以险峻为盾、以精兵为刃”的严密防御体系。
钟鹏举与麾下将领在沙盘上多次细致推演攻城策略。在他看来，他人需耗时数月乃至数年方能完成的攻城战役，他至多仅需三四日即可达成。
未时（13:00-15:00）。
钟鹏举正式发布了旨在安抚民心的告示，全面重建归州的管治架构，任命各级官吏，以提升地方治理效能。同时，他详细公布了钟鹏举新政的具体内容，旨在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动归州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确保新政能够深入人心，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与配合。
鉴于归州地区的老百姓长期以来生活异常艰苦，面临着严重的生计问题，钟鹏举在上任伊始，便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改善这一状况。首先，他按照自己在峡州地区的成功经验，果断下令开启官仓，将储存的粮食进行合理分配，每户分配粮食十石（一千四百斤)，以解燃眉之急，确保每家每户都能暂时缓解饥饿之苦（够五口之家食足七个月）。后续所需粮食再由荆州府和江州府调配。
紧接着，钟鹏举进一步考虑到长远发展，依据归州各户人家的具体数量，精心制定了详细的分配方案，每户人家均可获得三贯（即3000文）铁钱，这笔钱款专门用于支持和发展家庭生产，助力百姓逐步恢复和提升经济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铁钱的来源并非加重百姓负担，而是源自于对贪官施一民搜刮来的不义之财的追缴和没收，此举不仅有效利用了非法所得，更在无形中打击了腐败现象，彰显了正义。
这两项举措一经实施，便在归州老百姓中间产生了立竿见影的积极效果，长期困苦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显着改善，百姓们对这位新上任的统治者顿时刮目相看，充满了信任和期待，钟鹏举的威望和声誉也因此迅速提升。
归州领有秭归、巴东、兴山三县，其县域范围大致涵盖今湖北秭归、巴东、兴山及重庆巫山北部地区。四十年前的农民起义和频繁战乱对归州人口造成毁灭性打击，尤其是前朝起义军沿长江入蜀时，归州作为必经之地，“民多流亡，城郭丘墟”。
钟鹏举通过查看户籍，估算出918年归州总人口约为1.8万-2.3万户，约9万-13.2万人（以每户5-6人计）。
918年归州的实控县域仍以这三县为核心，但受战乱影响，部分县域存在“治所迁徙”或“名存实亡”的情况：
秭归县：作为归州州治所在地，始终是实控核心区。其治所位于今秭归县归州镇，地处长江北岸，背靠卧牛山，临江筑城，既是行政中心，又是军事要塞。
归州作为军事要塞，蜀国在此实行“兵农合一”制度，将招募的士兵家属安置在秭归县域内，“兵士屯垦，家属聚居”。据记载，918年归州驻军约人，按“一户一兵”计算，可带动约户人口定居。
秭归县的农业主要集中在长江沿岸的冲积平原与香溪河谷，种植水稻、小麦与豆类。蜀国在此推行“营田制”，将荒田分配给流民，“官给牛种，收租什五”，据估算，918年秭归县的耕地面积约为5万亩，粮食产量可满足县域人口的基本需求，并有少量盈余供应驻军。
县城内设有冶铁坊、造船场与盐市，冶铁坊主要制造兵器与农具，造船场负责维修战船与商船，盐市则销售从江陵转运而来的海盐。918年秭归县有工匠三百余人，商户五百余家，商贸活动主要集中在城南的“临江市”，每日交易额约为“钱二百贯”，虽规模很小，交易额不值一提，但已呈现复苏迹象。
巴东县：治所位于今巴东县信陵镇，地处巫峡出口，是归州通往夔州的水陆要冲。由于巴东县“扼瞿塘峡之险”，蜀国在此设置“镇将”驻守，但其县域范围因战乱有所缩减。
蜀国在巴东县设置“巴东镇”，派驻镇将一员，士兵2000人，驻守在“巴东老城”（今巴东县信陵镇）与“巫峡口砦”（今巴东县官渡口镇）。巴东镇的防御体系包括城墙一座，烽火台三座，水军码头一处，水军码头可停泊战船10艘，主要用于巡逻长江航道。
巴东县是三峡地区的重要交通节点，每日有商船十余艘停靠，运输粮食、布匹与药材，船员与商人在此停留，带动了当地的餐饮与住宿业发展。918年巴东县有客栈十余家，餐饮店二十余户，主要集中在码头附近，形成了“巴东小市”，成为县域经济的补充。
巴东县的百姓多以耕渔为业，除种植粮食外，还从事捕鱼与航运工作。由于地处山区，耕地有限，粮食自给率约为70%，其余30%需从秭归县转运。百姓需承担“兵役与劳役”，男性青壮年多被招募为士兵或船夫，生活较为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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