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长江防线的空虚，迫使吴国将大量农田改为“防御圩田”（在沿江地区修建堤坝、堡垒），挤占了农业生产空间。常州、润州等地的粮食产量，战后两年内下降约两成，进一步加剧了民生困境。这种“军事优先、经济让路”的局面，让吴国经济陷入“重建-消耗-再征税”的恶性循环，始终未能恢复战前的繁荣。
吴越则借助战后的军事优势，打开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方面，控制长江入海口后，吴越商船可沿长江逆流而上，直达常州、润州等吴国控制区（虽为敌国，但民间贸易仍暗中进行），将吴越的丝绸、茶叶等特产销往江东，换取吴国的粮食、铁器；另一方面，吴越水师对近海的控制，保障了其与闽国、新罗（今朝鲜半岛）的海上贸易——明州港（今浙江宁波）的商船数量，战后三年内增长近五成，成为南方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
经济的繁荣，又反哺了军事与民生：吴越不仅有足够资金维持水师规模，还能减免部分地区的赋税，甚至在杭州、苏州等地修建水利工程（如疏浚西湖、加固海塘），进一步提升农业产量。这种“军事胜利-经济增长-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让吴越在十国的乱世中，成为少有的“富庶之地”。
狼山江之战后，吴与吴越的战略关系彻底从“势均力敌”转向“吴越主导、吴国妥协”，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钟鹏举全面接管吴国。
对吴国而言，战后始终处于“防御心态”：在长江沿岸修建大量烽火台，严禁民间船只靠近吴越控制区；面对吴越水师的频繁巡逻，吴国始终不敢再主动发起军事进攻，甚至在吴越进攻闽国时，也只是象征性地出兵牵制，不敢与吴越正面冲突。
对吴越而言，战后则采取“稳守江东、伺机扩张”的战略：一方面，通过与吴国议和，避免陷入长期战争消耗；另一方面，将战略重心转向南方，先后出兵援助闽国平定内乱、与钟鹏举争夺江西地区乃至南方，逐步扩大在南方的影响力。这种战略转向，不仅让吴越避免了与吴国的两败俱伤，更为其日后“保境安民、奉事中原”的国策奠定了基础——钱镠晚年多次告诫子孙“善事中原，勿兴兵戈”，正是基于狼山江之战后吴越已掌握江东主动权的现实判断。
狼山江之战的影响，远超一场普通的水战。它不仅摧毁了吴国的水师根基，重塑了吴越的政治地位，更深刻改变了江东地区的经济版图与战略平衡。对吴国而言，此战是其由盛转衰的开端，为日后钟鹏举取代徐温埋下伏笔；对吴越而言，此战是其成为江东霸主的起点。
杨吴水军的全军覆灭激起大多数人的愤怒，虽然吴王杨隆演出面安抚各方势力，他并没有追究徐温的打算，但广陵城内一场针对徐温势力的军事行动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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