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的决策——派出五千水陆兵马——是一个“极其精明且保留余地”的选择：
力度足够：五千人是一支可观的力量，足以向西方邺和朝廷交代，表明他尽了“盟友”的义务。
行政上西方邺作为镇江军节度使，无权直接命令武泰军辖下的涪州出兵。军事上西方邺必然会向朝廷（成都）和武泰军节度使发出紧急求援公文，由朝廷协调或武泰军节度使自行决断，派出涪州的军队东下救援夔州。
有所保留：他没有倾巢而出，保存了主力镇守黔州根本。这是一种“兄弟部队”式的支援，而非“本部兵马”的调遣。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涪州只出了五千兵马，而非倾巢而出——武泰军节度使也需要保留兵力镇守自己的治所黔州以及防御其他方向。
（备注：当时的黔州是今天武陵山片区渝、黔、湘、鄂四省交界处的一个区域性政治、军事中心。州治位于今彭水县的的郁山镇一带。黔州地处武陵山区，是控制贵州高原进入四川盆地的要冲之一，位置险要，但经济上相对贫瘠。因此，它的军事价值在于“控扼”而非“富庶”。）
观望态势：如果援军获胜，他是有功之臣；如果战事不利，他损失可控，可以及时调整策略（甚至考虑与强势的钟鹏举进行某种接触）。
他是一位有能力但生不逢时的老将，看清了国家败亡的结局却无力回天，他的每一次决策都充满了无奈和挣扎。
他的救援命令可能并非真心实意，只是走个过场。他甚至可能暗中下令给涪州将领，要求“保存实力为上，可视战况便宜行事”，涪州军行动可能不那么坚决，为钟鹏举阻击成功埋下伏笔。
钟建德认为如果百姓军势力持续壮大，这样一位对前蜀朝廷不满的实力派地方军阀，是可以成为暗中争取和招降的对象。
总结来说，王宗训是一个位置极其关键的人物。武泰军节度使是连接夔州战场和蜀国大后方的关键一环。他的决策直接影响了南线援军的规模和战力。
【备注：《十国春秋》记载：“（王衍）咸康元年，宗训以罪被杀。”咸康元年（925年）正是后唐大军攻蜀，前蜀灭亡的那一年。在国难当头之际，王衍非但没有团结宗室力量，反而诛杀大将，自毁长城，其昏聩可见一斑。王宗训的悲剧，是前蜀末期政治黑暗、自取灭亡的一个缩影。】
侦察搜索三营营长钟建德说道，武泰军纯水师逆流，仅凭水师力量，从涪陵到白帝城，至少需要5-6日。
援军路径：从黔州发往白帝城的援军，主力需要先向北到涪州（涪陵）集结，然后再转为水陆大军，沿长江东下。这条路线清晰地展示了黔州（彭水）→涪州（涪陵）→白帝城（奉节）的层级关系和进军逻辑。
陆军速度：步兵轻装强行军，每日可行进80-100里。但他们走的是崎岖山路，速度会慢于水师。陆军大约需要6-7日才能抵达白帝城附近。
协同问题：水陆并进要求两者速度大致协调，否则脱节易被各个击破。因此，整个部队的速度会被陆军的徒步速度所拖累。
综合判断：考虑到大军开拔的准备时间、逆水行舟的缓慢以及陆军徒步的极限，涪州援军最快也需要4日，更可能是在6-7日后才能陆续抵达白帝城战场。
涪州军结论：钟鹏举拥有充足的（约3-4日）时间来处理西线的忠州军，之后再从容转身应对南线的涪州军。
这个时间差对钟鹏举而言是决定性的：
时间充裕：他有一天多的时间用来全歼忠州军。他甚至可以故意“围点”白帝城，设下埋伏，以逸待劳，耐心地等待忠州军进入伏击圈。
逐次击破：在他解决完忠州军之后，仍有至少2-3日的窗口期。他可以迅速清理战场，将主力（尤其是强大的水师）沿江下调，前出到龟陵城（涪陵以西）一带，选择对自己绝对有利的地形，以得胜之师迎击远来疲敝的涪州军。
心理打击：如果钟鹏举能全歼忠州军，并将俘虏或败兵的惨状故意让涪州军看到，将对涪州军的士气造成毁灭性打击。他们千里迢迢赶来，发现先头部队已被全歼，很可能不战自溃。
忠州军：顺流而下，疾如风，是眼前的、必须立即应对的尖刀。
涪州军：逆流而上，缓如山，是未来的、可以预先布置的靶子。
钟鹏举完美的战术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先快速折断“尖刀”（忠州军），再回过头来稳稳地挡住“靶子”（涪州军），从而彻底粉碎西方邺的救援计划。
钟建德最后把收集到的蜀国中央的意见归纳如下：
蜀国朝廷深知夔州的战略重要性，绝不容许有失。早在十五天前，峡州失守的消息传来，蜀国朝野顿时陷入震惊之中。
梁国所委任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孔勍，是一位兼具卓越能力和雄厚实力的军阀。他不仅稳固掌控着襄州（今湖北襄阳市）等地，更在之前的战役中为梁国成功夺取了荆南的夔、忠、万等州，尽管这些州郡后来又被蜀国重新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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